秦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此後兩千多年中，縣始終是封建政權的基層單位。但清朝滅亡還不到一百年，古縣衙竟然也難覓蹤影了。地處伏牛山南麓的內鄉縣，卻把縣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北京的專家們千裡迢迢趕到這偏遠小縣，在這裡打量著歷史的背影，譽之為『神州大地絕無僅有的歷史標本』。

　　『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紛至沓來，想從這個窗口回望我們陌生而又熟悉的縣衙，品味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獠牙之門猙獰可怖

　　冬日的早晨，記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內鄉縣衙門口。縣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飛檐翹角的房屋層層疊疊，高低錯落。清晨的太陽從東邊照過來，向陽的屋脊上灑滿了溫暖的陽光，而背陰的地方青磚灰瓦地依然幽暗陰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襯，構成一幅很古典的、立體感極強的畫面。

　　說起縣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沒有鄉一級政權機構，縣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機關。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貫》、《卷席筒》、《蘇三起解》等影視戲劇中，見識過不少大老爺昇堂問案的場面，所以站在縣衙門口，我有幾分親切感，也有幾分好奇心。

　　或許是因為我來得太早了，衙門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邊，工作人員老王靜靜地清掃著地面。喊冤鼓被柵欄圈著，完全成了景觀，我很想敲幾下找找感覺，可踮著腳伸長了胳膊也夠不著。老王過來攔住我：『這鼓不能隨便敲的，過去沒事亂敲要挨板子的。』棄了大鼓，我拿出手機，聯系『衙門』裡現如今的『官兒』———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熱情的徐館長馬上『擺駕出迎』。老徐是這個博物館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對縣衙潛心研究多年。

　　衙門衙門，一衙之門先要看個仔細。縣衙大門面闊三間，中間是明間過道，黑漆大門上，一個猙獰的獸頭門環格外引人注目，據說各級衙門的大門上都有這樣一個門環，就連故宮龍頭朱漆大門上的獸頭門環也同樣猙獰可怖。獸頭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兒為什麼格外偏愛這『動物凶猛』？徐新華說，實際上，衙門的『衙』通牙齒的『牙』，原意是指帶有獠牙的門。在尚武的唐朝，衙門和牙門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們逐漸不知道牙門為何物了，但門上猙獰的獸頭卻保留了下來。在古代，衙門是官府和權勢的象征，猙獰的獸頭體現了政權的強制性特征，說白了，就是用這個嚇唬老百姓，制造森嚴壓抑的氣氛，讓老百姓望而生畏。門房的東間前置喊冤鼓，供百姓擊鼓鳴冤之用；西間前有兩通石碑，分別刻著『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字樣。越訴就是越級告狀的意思，在古代這是影響縣官政績的事兒，所以大老爺在衙門口立下石碑，明文規定越訴要打50下屁股。

　　古代有俗話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當時人們在走進衙門時總是很猶豫，這裡是人們不得不依靠的國家機構，可裡面又隱藏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齷齪。別的不說，就是打板子時這板子的輕重差別可就大了。有記載說，在內鄉縣衙大堂上，時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過去人說『天下衙門深似海』，不光說的是衙門規模大房子多，更是說裡面人精多，門道多，竅門多。

　　現如今的內鄉縣衙也是『無錢別進來』。因為這是全國保存最完好的縣衙，又是全國第一家衙門博物館，進這個門要30元錢的門票。(圖1)即便如此，這裡還是人流不斷，除去手持各種『條子』免費的，博物館每年的門票收入還有一二百萬元，在內鄉這樣的山區縣，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禮儀之門規矩繁多

　　在內鄉縣衙走了一圈，最讓我感到別扭的，是儀門；最讓我慶幸沒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縣衙轉悠，明顯感覺到門多，過一道門又一道門，讓人感嘆庭院深深深幾許。儀門是進了衙門後的第二道正門，這個建築沒別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門和大堂之間多設一道門。

　　儀門，取『有儀可象』之義，是一道禮儀之門。門修得很寬敞，但好好的門平時緊閉著，不讓人走。從此經過要走兩邊低矮的便門，並且兩邊的便門很不相同。西側的便門稱『鬼門』，也叫『死門』。『死門』平時關閉不開，只有在處決死刑犯前，纔打開這個門，把死刑犯從這個門裡拉出去行刑。因此舊時處決犯人也叫『出西門』，有上西天之意。東側的便門稱『人門』，也叫『生門』，這纔是供人們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寬敞的儀門一般會開幾次，比如逢著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級、上級官員來訪，縣官就會下令大開儀門，自己也整冠出迎至儀門之外、大門以裡，賓主從儀門而入(賓走西階，主走東階)。大堂如有重大慶典、禮儀活動或審理重大案件時也大開儀門，讓百姓人等從中門而入，到大堂前參加慶典或觀看縣官審案。

　　聽著介紹，我不禁感嘆古人的規矩太多。縣衙博物館專門研究官衙文化的劉鵬九先生笑了：『細說起來規矩纔多呢！你們年輕點的纔不耐煩呢！』劉先生說，下級官員初次拜見上級官員要身著公服，從儀門東側的便門進來，到長官面前要先將寫有自己職銜、履歷的名柬交上去，口稱『卑職給大人請安』，行半跪禮。人家請就坐，還要謝座。就坐後，側身面向『領導』，取半坐姿勢，回答領導第一句話要起立作答，等領導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談話要結束的時候，侍者會端茶過來，但這茶千萬不能喝，這是領導表示『你該走了』，即所謂『端茶送客』，這時不立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在清代的官場，這句話可真是一點不誇張。

　　刑具多多氣氛森嚴

　　進了縣衙大門，百米長的青石甬道穿過儀門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縣衙中軸線上的三大主體建築，都建在高高的臺基上，顯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個衙門的中心建築，最為壯觀。大堂面闊五間，高11米多，建築面積248平方米。大堂上方懸掛著『內鄉縣正堂』行楷金字匾額，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聯，上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聯是『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知縣掌握著一縣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這幅清代名聯是大權在握、缺少制約的官員對自己的告誡。

　　大堂是知縣發布政令、舉行重大典禮、公開審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為熟悉、在電視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圖4)內鄉縣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閣，是為知縣審案設的公堂，內有三尺公案，上面放著驚堂木、文房四寶及紅綠頭案簽。紅頭簽為刑簽，是下令動刑的；綠頭簽為捕簽，是下令捕人的。當這簽擲地有聲的時候，便意味著一項重大案件正在審理的過程之中，馬上就有人要皮開肉綻或被捉拿歸案了。看看內鄉縣衙大堂的架勢，或許能讓我們感覺到古代官衙的嚴刑峻法。

　　暖閣正面屏風上繪著海水朝日圖，寓意是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頭，照例有『明鏡高懸』的匾。

　　暖閣前地坪上保留有兩塊青石板，東為原告石，西為被告石。兩塊石板上現在留有四個明顯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蓋磨出來的。暖閣外兩側分別擺放著堂鼓、儀仗及刑具。東側的刑具架上，擺著10多根黑紅各半的水火棍，據說黑色象征水，紅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為和國家的法律猶如水火互不相容。細看起來這些刑具很有講究，有比較細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寬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來自然輕重大不相同。(圖5)

　　據介紹，古代司法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息訟，不主張打官司，所以有『入門三分罪』的說法，原告、被告都要長跪在堅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時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實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據說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發明的，唐以前刑罰沒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當場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張針灸圖，發現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於是開恩下了聖旨，從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則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來，西側的刑具更可怕，牆根擱著夾棍，牆上掛著拶子。夾棍由三根木頭做成，俗稱『三木之刑』，是在審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時，對證據確鑿而拒不認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據說上了夾棍疼痛難忍，手上加點勁就會夾斷腿骨。拶子是為女犯人准備的，是專夾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讓人痛徹骨髓。古代男人勞動主要靠腿，女人勞動主要靠手，所以夾棍和拶子這樣的刑具破壞的都是人的勞動能力。即便是在殘酷的古代，使用這樣的刑具也必須稟告上級，驗明烙印，並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對同一個犯人使用不得超過兩次，否則就按酷刑逼供論處。

　　審案時，堂役擊堂鼓三聲，三班衙役兩廂伺立，齊聲高叫昇堂，知縣身著官服從暖閣東門進來，坐上大堂，然後原告被告被帶上來，分別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時也擊鼓三聲，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可見衙門文化的影響。

　　明清兩代，知縣很講究大堂辦事，為的是能『日與百姓相見』，加強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對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對眾杖之』，甚至『示以不測之威』，以懲一儆百，教育多數百姓，由此可見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後，還有二堂三堂等主體建築。二堂是知縣預審、初審和調處一般案件的地方。知縣在此恩威並施，對當事人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倫理思想教育，通過調解，征得雙方同意，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目的。

　　三堂是知縣日常辦公、接待上級官員和商議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機密和不宜公開的隱私案件也在此審理。三堂的內部格局與大堂、二堂迥然不同，東邊兩間為接待室，西邊兩間為知縣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兩邊是東西花廳院，是知縣及其眷屬居住的地方。後面為縣衙的後花園，供知縣賞心悅目、陶冶性情。

　　『邑令催科無去處，班頭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學家史樹青先生這兩句詩我早就看過，原來覺得很是風趣，但到了他所吟詠的地方，纔感覺到一種詠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時間，這個時候衙門裡上上下下都該忙碌起來了，可現在眼前既沒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來回穿梭，也沒有留長辮穿長袍表情忐忑的圍觀百姓，更沒有喊冤鼓驟然敲響的悲憤和板子落下時的淒厲呼號……歷史已經遠去，往日不會重現，舊日的喧嘩已經被現如今的寧靜所代替。衙門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縣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個供人觀賞的『標本』。

　　三班六房貪收黑錢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全國各地的衙門蕩然無存了，可對於古代衙門黑暗的這種嘲諷，我們至今耳熟能詳。封建時代的吏治時好時壞，但歷朝歷代的貪官污吏都不在少數。中國人堅信『有理走遍天下』，可就是到了衙門口的時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門到底怎麼了？仔細看看內鄉縣衙或許能明白點什麼。

　　內鄉縣衙長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儀門東側的一個四合院，是皂、壯、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負責站堂；壯班做力差，負責內勤；快班做緝捕，負責抓人。這些人統稱為衙役，是古代最基層的『執法人員』，跟老百姓接觸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著衙門的『形象』。(圖2)

　　進了儀門，兩側分列著吏、戶、禮、兵、刑、工六房。這六房與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對應，內鄉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通俗地解釋說，吏房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戶房相當於現在的財政局加民政局，禮房相當於教育局，兵房則是武裝部，刑房相當於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則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書吏2?3人。

　　別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縣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從現存的建築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個縣的行政機構基本都集中在了縣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員大約有100多人。依清代官制，縣令為正七品，縣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縣丞、主簿、巡檢、教諭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據制度，全縣『吃皇糧』的朝廷命官只有十來個人，其他職能部門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無品級，不在官員之列。

　　六房的書吏大多讀過書。他們大都是科場失意後，通過招募考試成為吏員的。書吏們是衙門的文職辦事員，沒有俸祿，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紙筆費、抄寫費和飯食費。知縣是一縣之尊，還有縣丞和主簿輔佐，但他們都是外地人，對本地情況不熟悉，也不可能勝任衙門內的全部事務。在衙門中真正辦事的是這些書吏，他們承攬了衙門的全部事務，因此獲得了權力，所以有『清朝與胥吏共天下』的說法。

　　衙役們享受國家『工食銀』，每年六兩或二三兩不等。但他們社會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們貶為賤籍，其子孫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規定嚴禁其子孫充當衙役。

　　衙門裡有大批這種手中握有權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於是『吃陋規、收黑錢』成為衙門公開的秘密。所謂陋規，是歷來相沿的不成文規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習以為常。按照清朝有關規定，六房書吏任職不得超過五年，但實際上很多書吏世代相傳，他們對衙門內情況極為熟悉，營私舞弊很有一套，處處變著法盤剝百姓。對於進衙門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書吏們用各種招數敲詐勒索。高高在上的縣官對此也很清楚，但卻無法根治，『任憑官清如水，無奈吏滑似油』，說的就是衙門的這種弊端。

　　『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積弊多多的衙門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進來，就很難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訟歌》曾廣為流傳，專說衙門中人如何『索錢有方』：

　　『聽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有逢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地鄰乾證車馬連，茶也要錢，酒也要錢。三班丁書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錢，抄也要錢。』

　　千裡做官只為吃穿

　　《十五貫》中的胡來胡知縣有段很精彩的唱詞：『兩個老婆來告狀，我一人罰她倆雞蛋；兩個鐵匠來告狀，我一人罰他兩張鐮。』《竇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場白就是：『我做官的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來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開庭審問時，太守見張驢兒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屬說：『他是告狀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戲劇是誇張的，這樣不要一點體面的貪官兒可能並不多見。衙門裡也出了不少好官，戲劇中『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唐成不用說，放浪形骸的鄭板橋當了縣官，曾做詩說：『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其關心民間疾苦之情殷殷。當然，極好和極壞的官兒都是少數。封建時代官場廣為流傳的『千裡去做官，為的銀子錢』(另一個版本是『千裡去做官，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員真實的心態。

　　古代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須到離自己家鄉500裡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內鄉的幾百個縣官沒有一個是本地人。離開家鄉幾百裡甚至千裡之遙去做官，目的是謀得終身吃穿，所以纔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有人算過一筆賬，知府每年的俸祿為105兩，養廉銀每年4000多兩，三年的合法收入是12300多兩，一位清正廉潔的知府，怎麼會掙到10萬兩雪花銀呢？原來還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過年過節、婚喪嫁娶還有拜禮、賀禮等，算下來每年可得數萬兩，這樣一個任期下來，十萬銀子就到手了。當時人們對官吏廉與不廉有這樣的區分標准：『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為了使官員清廉，清朝獨創了養廉銀制度。當時官員的俸祿很低，七品官年薪45兩銀子，每月合3兩多。按當時一般官吏的生活標准，3兩多銀子只夠五六天的花費。於是地方官在收稅時普遍加收所謂『火耗』，來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這些『火耗』全部收歸國有，然後再從中拿出一部分做養廉銀，把官員的這部分收入合法化。當時縣官的養廉銀在每年1000兩左右。但養廉銀也不能遏止貪污索賄之風。

　　清朝的官員中，還有不少是捐納得的官———根據當時的制度，士民向國家捐資納粟，就可以取得官職。皇帝通過捐納來增加國家收入。捐納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出現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到西漢時，捐納已經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買到相當於縣令的官職。東漢靈帝賣官明碼標價，張榜公布，現錢交易者還可以優惠。此後歷代都有賣官之舉。到清代，捐納風更盛，康熙時出銀4000兩可捐一知縣，以至全國捐納知縣達500多人。道光時捐一知縣的價碼跌到999兩。按照捐納制度，士民不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錢捐官的人大都是『將本求利』，當上官後很少有不魚肉百姓的，他們中飽私囊，殘民害政，更造成衙門的嚴重腐敗。

　　捐納知縣手下的師爺，往往都是知縣借貸金店銀號的銀兩時，金店銀號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東代表』。這種人惟利是圖，最會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知縣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攔。

　　小小門包禍害不淺

　　內鄉縣衙嚴格遵循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後寢的傳統禮制。大堂之後有宅門一道，走過宅門，就是縣官私人、半私人的區域了，一般人是很難進入的。在宅門這樣的咽喉所在，有兩間很小很普通的房子，這是門子房，住在這裡的守衛者不經意間佔據了官員與一般人信息溝通的要道。

　　守衛門子房的人叫門人或門子，一般是由知縣親屬或親近的人擔當。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想見到縣官必須先買通這裡的門子。

　　清朝著名詩人趙翼說：『今世所謂門子，乃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賤役也。』門子雖為『賤役』，能量卻不可小視。他們是官員左右的親隨，大老爺有什麼事，不論公私，都交由他們辦理，因此他們也有了自己的資本。人們要到衙門辦事，首先要過門子這一關。俗話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門子就是小鬼了。門子的職責是『報』(通報)，而眼中盯的是『包』(門包，就是進門時送給官員和門子的紅包)。為了接觸到官員和師爺，達到各自的目的，就有人主動結交門子。因此門子有了『門路』的含義，由此又生發出很多日常詞匯：『走門子』、『有門路』、『走後門』、『路子野』等等。

　　《清稗類鈔》對門包的淵源進行了追溯：『門包之陋規，與268年之國祚相始終，而實肇端於吳三桂出關乞師，欲求見攝政王多爾袞而不得，乃以重資賄其左右，始開門接見，其後遂成為陋規，牢不可破……本朝之得國以門包，其失國亦以門包，可謂奇矣。』這話說得有幾分誇張，但如同破壞千裡之堤的蟻穴，門子對衙門公正和正義的腐蝕顯而易見。

　　不起眼的門子，利用與官員的特殊關系，悄沒聲息地在衙門內外牽線搭橋，不知道做成了多少交易。據說送門包有很多講究，求見官員的人要先用紅紙把銀子封好，寫上『門敬』或『門禮』，這是送給官員的，然後再給門子本人送上小門包。這樣，大老爺就絲毫不失威嚴地笑納了。

　　如同有陽光也有陰影一般，縣衙也有堂皇的一面，為了維持統治秩序，古代官衙也在極力清廉自律，有所作為。內鄉縣衙有廣為人稱道的楹聯文化，有警示制度，有全國獨一無二的刻在石碑上的反腐宣言。古代的衙門中不僅僅有嚴刑峻法的審判，縣官還有發展經濟、賑濟災民、教化百姓等很多職責，所以老百姓也稱他們為父母官。

　　『父母官』，本來指的是如父如母的漢代南陽太守召信臣和杜詩，後來這個稱呼流傳到全國，再後來啥不啥的也都敢稱父母官了。但頂著『父母官』的帽子，不少知縣還是愛民惜民，各有善舉善政的。

　　警示：從剝皮揎草到石坊、楹聯

　　內鄉縣衙的大門正對這一堵高高的單立直壁抱框牆，這是縣衙的附屬建築，叫照壁。按照古代風水理論，照壁正對大門，起到屏蔽作用，使衙門藏風生氣，並產生莊重、森嚴、神秘的建築氣氛。照壁的正面，有大幅的青磚浮雕，畫面正中有一個形如麒麟的怪獸，四蹄飛奔、張著大口、仰頭朝天。這個動物叫『貪(加犬字旁)』，是神話傳說中的貪婪之獸，傳說它力大無比，貪婪成性，能夠吞吃金銀財寶，盡管四周和腳下都是寶物，但它仍不滿足，還妄圖吃掉天上的太陽，結果卻墜入懸崖，死無葬身之地。古語雲：『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進出官衙必須面對的照壁上繪這樣的畫面，據說是警戒官員切莫貪贓枉法！

　　明清兩代官衙門口都有這樣的照壁，據說這招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想出來的。朱元璋出身貧賤，他對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在歷朝歷代帝王中絕無僅有。為了使吏治清明，他多次頒布嚴刑重典，後來還發明了大名鼎鼎、駭人聽聞的『剝皮揎草』之刑，就是將貪官在衙門裡的土地廟以酷刑處死後，剝下整張人皮，裡面填了草，掛在官衙大堂官座之旁。後任的官員每到大堂辦公，這填了草的人皮囊就在他頭頂上悠悠晃晃，讓他觸目驚心，再不敢貪。貪污多少會受這樣的刑罰？記者看到的資料說法不一，有說60兩，有說200兩。有多少人被『剝皮揎草』無據可查，但當時行此刑的土地廟被稱為皮場廟，想必受此刑的貪官也不算少。

　　據記載，這種刑罰持續時間不長，洪武二十八年，已是晚年的朱元璋覺得重典治吏只是權宜之計，頒旨廢除此刑，欽定改為各級衙署照壁必須繪『貪(加犬字旁)吃太陽』圖案，以達到警戒目的。衙署照壁繪『貪(加犬字旁)吃太陽』圖案從此成為定制，沿用到清朝末年。即便是有前例在此，明代後來的官場仍貪風日盛，明中葉以後仍舊遍地貪官，誅不勝誅。

　　聰明的皇帝都知道，百姓能載舟也能覆舟，讓官員清正廉潔、愛護百姓就是維護自己的統治秩序。『剝皮揎草』未免過於野蠻，對後任的官員也有失人道，並不是什麼好辦法。要保證官員清廉，古人更喜歡借助文化的力量，內鄉縣衙保留下來的一些建築和楹聯，都有久遠的傳統和深刻的文化內涵，可以說是古代衙門清廉文化的遺存。

　　縣衙儀門與大堂之間的甬道上，立有一個石坊，被稱為戒石坊，其南面刻三個大字：『公生明』，意思是公正纔能明察事情的本末。這三個字取自明朝著名清官年富的名言：『公生明，廉生威。』而年富這話又上承明朝大學者曹端。據說曹端的一個學生被授予西安府同知，上任之前拜訪老師，請教為官之道，曹端說：『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後來這些話成為讀書人都知道的名言。在衙門大堂前的戒石坊刻上這樣的箴言，是對官員時時刻刻的提醒。據內鄉縣衙的工作人員介紹，朱鎔基對這則古代箴言極為推崇並廣為宣傳。

　　戒石坊的北面刻有『御制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據縣衙的劉鵬久先生介紹，宋太宗為整頓吏治，公元983年把這句話頒示天下官吏。南宋時，高宗又把黃庭堅手書的這一祖訓，頒於各府州縣，令刻石立於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進一步明令把這句話立於甬道中，並建亭保護，叫戒石亭。到清代，為出入方便，戒石亭改為牌坊，稱為戒石坊，讓官員進出熟識，銘記不忘。戒石坊離大堂不遠，坐在大堂的縣官抬起頭來，目光越過原告被告，悠悠的就能望見。

　　內鄉縣衙懸掛的匾額、楹聯大多語言精練，含義深刻，書法或秀麗或俊朗或雄健，令人贊不絕口。大堂的楹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二堂的楹聯是：法行無親，令行無故；賞疑唯重，罰疑唯輕。這是說為官者在執法辦案時要不分親疏遠近，一律平等；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事情，該賞的要從重，該罰的要從輕。

　　公署院的楹聯是：為政不在言多，須息息從省身克己而出；當官務持大體，思事事皆民生國計所關。

　　三堂的楹聯歷來為人激賞：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據內鄉縣衙博物館館長楊興華介紹，朱鎔基在視察內鄉縣衙時，對此聯所闡述的官與民的辯證關系很是贊賞。(圖6)

　　古代官衙的權力非常集中，官員們的行為沒有完備的監督措施，很多情況下，只能依靠官員的道德自律。為官的這些箴言對一部分人起作用，但對有的人只是扯淡，頂多可以拿來做標榜。據說『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16個字是宋太宗從後蜀主孟昶的《頒令箴》中摘下來的，但有諷刺意味的是，孟本人就是一個奢侈腐化、淫逸無度的君主。

　　內鄉縣衙大門外東側，立有一通高3米的明代大石碑，這是有名的《三院禁約碑》，內容是禁止吃喝侈糜風的，被稱為『刻在石頭上的反腐宣言』。據說像這樣認真到刻到石頭上的反吃喝規定，全國獨此一份。明代末年，吃喝侈糜風盛行，內鄉接待來往官員的驛站不堪重負，知縣易三纔等人為減輕一縣百姓負擔，經上級批准，立下了這《三院禁約碑》，碑文對接待官員吃喝的標准做了明確的規定，什麼級別的官員膳銀幾錢都有詳細的限額。內鄉人說，前些年規定的『四菜一湯』彈性太大，還不如古人這樣的量化指標管用呢。

　　『父母官』，如父如母的官

　　古人喜歡把廉潔奉公、關懷百姓、造福一方的官員稱為父母官。這個稱謂很普遍，但最初出現在漢朝的南陽郡。

　　據史書記載，西漢宣帝時，有個叫召信臣的人出任南陽太守，他經常像父親一樣關心民眾疾苦，『躬耕勸農，出入阡陌，開通溝渠數十處，灌田三萬多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原來外出逃荒的百姓逐漸返回，戶口倍增，社會安定。人們親愛信臣，尊稱為『召父』。

　　東漢時，河南郡汲縣人杜詩就任南陽太守，他視民如子，帶領百姓興修水利，大力開荒。他還發明了供冶鐵用的水力鼓風機——水排，減輕了勞動強度，增加了產量。杜詩在任期間，南陽郡清平安寧。他病死在任上時，沒有留下任何私人房屋和地產，貧困得連喪事都無法辦理。南陽百姓為之痛哭流涕，當時人把他比做百年前的召信臣，尊稱為『杜母』。當時民謠說『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當初『父母官』僅指召信臣和杜詩兩人，南陽人一直懷念他們，正在修復的南陽府衙的門前，還有明清時代的『召父坊』和『杜母坊』遺跡。

　　到了宋代，『父母官』的稱呼流傳開了，而到明清成為頌揚地方官的套語，甚至連貪官、庸官，也大言不慚地自稱『父母官』。但這個稱謂的出現，也是對地方官員的一種勉勵。

　　除了聽訟斷獄、征稅納糧之外，縣官的職責還有勸民農桑、教化百姓、災荒賑濟、興學與科舉等。愛民若子，體恤民情，鼓勵生產，是古人所標榜的好官形象。元初著名文學家元好問曾擔任內鄉縣令，他扶危濟困、重視農桑、體察民情，是內鄉人至今引以為榮的好官。

　　在一年中一些特定的節日，衙門會收起猙獰可怖的獠牙面目，與民同樂，表現出詩意的一面。過大年，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衙門在臘月二十左右就擇吉日停止辦公，在大堂上封閉印信，稱為『封印』。到正月二十左右纔擇吉日開印辦公，稱為『開印』。過了初一，四鄉的民間文藝隊進了城，衙門要敞開大門、儀門，讓百姓自由進出，獅子、龍燈、高蹺、旱船在縣衙內盡興『鬧年』，給縣官拜年。每到這時，縣官絕不能不領情，一定要攜夫人和僚屬站立在大堂月臺之上，拱手向百姓拜年。臺上臺下互致問候，笑聲不斷，春意融融。據說，現存縣衙的建造者章炳燾任職之時，還留下了『看太太』的佳話。據《內鄉縣志》記載，章炳燾性格嚴厲，刑罰很重，但過年的時候偏偏拿出最親民的姿態。元宵燈節，章知縣特許婦女和兒童進入縣衙內宅，看他的太太，他夫人則拿出花生、核桃款待百姓，小孩可以磕頭討要壓歲錢。出來後，人們以看到了縣官太太的『三寸金蓮』為榮耀。

　　每年的立春，是傳統農業社會最有詩意的『勸民農桑』的時候。在這一天，皇帝也象征性地扶犁駕耕，各地的官員都以『打春牛』的儀式來勉勵農民耕作。整個國家都沈浸在勤奮勞作的氣氛中。(圖7)

　　據內鄉縣衙的徐新華介紹，立春前一天，知縣親率眾官吏，身著朝服，高擎儀仗，到城南的先農壇祭祀春牛和芒神。知縣扶犁耕種一?，表示代御親耕，以迎春氣而兆豐年。據說縣官耕地選用了誰家的牛，就免了這家當年的賦稅。隨後迎春隊伍將事先制好的土牛、芒神抬到縣衙大堂，安放在迎春池邊。到立春日，縣衙再次對百姓開放，大堂前設香案，擺香燭、豬羊、白酒等祭品。百姓執彩旗、敲鑼鼓、吹嗩吶，歡呼而來。知縣面北而跪，向春牛、芒神三獻酒，贊禮官誦讀祝文。禮畢，眾官吏手執彩仗，肅立於土制的春牛兩旁，縣官三擊鼓，贊禮官唱『鞭春——(鞭春，象征趕著春天快點走)』，眾官吏繞牛三圈，用紅綠彩鞭將春牛抽破。於是牛肚子裡事先藏好的五谷、乾果紛紛落地，吏役和百姓們歡呼搶食，以此祈盼五谷豐登。隨後開始游街鬧春，官民同樂，熱鬧非凡。

　　除春節和立春外，縣官日常也有一些親民的活動。內鄉縣衙大門前，有一斗拱式牌坊，叫宣化坊。高大巍峨的牌坊上面南書『菊潭古治』(內鄉是菊花的原產地，在唐代曾叫菊潭縣)，面北書『宣化』二字。知縣每月初一和十五在這裡做兩次免費的講座，向百姓此宣講康熙大帝頒布的《聖諭十六條》，導民向善，大致的內容是教育老百姓孝敬父母、和睦鄉裡、好好工作。

　　作為最基層的官員，縣官與民間的聯系最為緊密，往往要做一些與百姓利益休戚相關的事情。內鄉縣志記載，胡素養、全德謙、章炳燾等縣令修築義倉，豐年平價收購儲存，災年平價賣給災民，到青黃不接的冬天，則設粥廠救濟貧苦。頂著『父母官』的帽子，不少知縣還是愛民惜民，各有善舉善政的。

　　鐵腕知縣大修縣衙

　　內鄉地處伏牛山南麓，素有伏牛門戶之稱，是一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區縣。一個偏遠的山區縣，為何建造了這樣一座規模宏大的縣衙？全國曾有1000多座縣衙，為什麼唯獨內鄉的保存完整？在內鄉采訪期間，當我提起這個疑問的時候，內鄉人都會說到一個名字：章炳燾。

　　111年前，一頂官轎從北京來到內鄉，轎子中坐的是新任知縣章炳燾。他是浙江紹興人，原為工部官吏，擅長土木工程，是個『技術型官員』。這個人走下轎子的腳步聲，在1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能感覺到。

　　那是1892年，是清政府最腐敗、國家最貧弱的時期。當時的中國，內懮外患不斷，列強正一刀一刀地瓜分著這個東方古國，清帝國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呈現在章炳燾眼前的內鄉縣衙破敗不堪。內鄉縣衙在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被捻軍焚毀。從那時到章炳燾上任，內鄉30多年間換了22任知縣。由於當時民生凋敝，哪任官兒也不願勞神費力地籌資修復縣衙，都湊合著在縣察院辦公。俗話說，『官修衙門客修店』，縣官任期不長，修建了衙門又不能裝上輪子推回家，所以他們都不做長遠打算。當時國庫空虛，地方財政也極為困難，很多官衙破敗不堪，年久失修，地方官中很少有願意花心思精力修整的，這也是舊時官衙如今蕩然無存的一個重要原因。

　　章炳燾是個例外，擅長土木工程的他面對破敗的縣衙禁不住手癢起來，立志在原址上興建一所新縣衙。但他並沒有急於動手。上任後，他先把精力放在勸民農桑、發展生產上。章炳燾采取措施，獎勵民眾墾荒。他組織人力興建水利工程，極力推廣其家鄉的種稻技術，每逢耕種季節，章親自下田督民精耕細作。後來，他又大面積推廣沿海高產作物紅薯，使老百姓『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紅薯過半』。兩年後，有了一定經濟基礎，章炳燾開始修建縣衙。據說縣衙的總體規劃、具體設計和組織施工都是由章炳燾一手包辦的。開工後，他常常親臨現場，嚴加督工。縣衙大門前的照壁，是座單立直壁抱框牆，看似簡單，卻不比一般房屋好修———基礎不牢不中，牆體的垂直度要求也很高。修建照壁的時候，習慣漫步施工現場的章炳燾走到已經建了一丈多的照壁一側，瞇著一只眼看了看，就把工頭叫過來：『大師傅，牆歪了吧？』那工頭是當地有名的匠人，不服氣地說：『哪兒歪了？』章炳燾說：『給我拿垂線過來！』結果垂線一吊，發現有一韭菜葉的誤差，那工頭傻了眼，忙跪地叩頭認錯：『大老爺，小民甘願受罰，馬上扒了重修。』從此，工匠們都服了章炳燾，誰也不敢怠慢了。

　　內鄉縣衙佔地兩萬多平方米，房屋300多間。對於當時的內鄉縣來說，搞這樣的工程是很吃力的事情。在工程進行過程中，章知縣常有付不起匠人工錢的時候。為了籌集資金，章炳燾想盡了辦法，其中來錢最快的一招就是引起爭議的『贏捐輸罰』。

　　章炳燾生性嚴厲，喜歡誅暴立威。有人來打官司，他常常不問緣由，每人先打一頓，再行問案。如判你贏了官司，他會對你說：『官司打贏了，你不該給修縣衙捐點錢？』對於敗訴的一方，除了施以重責外，還要給以重罰。這樣『贏捐輸罰』，原告被告通吃，讓章知縣募集到了大筆的建設資金。用現在的眼光看，章炳燾這樣做，分明是亂收費、亂攤派。不過，據內鄉人說，『贏捐輸罰』得來的錢，章知縣沒往自己腰包裡裝一文，這錢有專人登記，全用於修建縣衙了。3年後的1897年，縣衙終於落成，整個建築群規模宏大，布局嚴謹。(圖8)

　　章炳燾在內鄉任職9年，是清代內鄉知縣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這給了他充足的時間『專注於土木工程』，修建了如今這個『神州大地僅存的歷史標本』。據《內鄉縣志》記載，章炳燾在任期間善政多多，『惟刑罰過嚴，堂訊時往往一笞數千，甚而有立斃杖下者』。據說章炳燾卸任時，內鄉『太平無事』，真不知道是內鄉人被打怕罰怕不敢告狀了，還是社會治安真的好轉了。

　　章炳燾離開內鄉後並沒離開河南，他先後在中牟和臨潁做知縣。內鄉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半開玩笑地說，章是工部出來的，建房有癮。在臨潁任職的時候，他為興辦學堂、工藝廠募捐，損及當地富商的利益，有人控告他『大興土木，窮奢極糜』。章炳燾因此丟了官，後來寓居開封，在民國初年去世。

　　章炳燾後來又回過內鄉一次。由於經濟拮據，生計困難，他帶著自己的女兒回到昔日為官的內鄉籌款度日。內鄉百姓聞知章炳燾丟了官職且兩袖清風的消息後，紛紛解囊相助。面對捐贈的百姓，年逾花甲的章炳燾老淚縱橫，他的女兒也連連跪地拜謝。

　　屢毀屢建碩果僅存

　　內鄉縣衙始建於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在元末農民起義中毀於戰火。在如今縣衙的三堂前和師爺居住的『夫子院』，還有兩棵高大的丹桂樹，據說是元代建縣衙時種下的。如今每到開花季節，丹桂香飄全城。這兩棵樹，是內鄉縣衙700年歷史僅存的見證了。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知縣史惟一重建縣衙。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內鄉縣衙再次被焚毀。清朝康熙年間，內鄉縣衙得到陸續的修葺。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捻軍攻破內鄉縣城，縣衙再次遭到焚毀。衙門是封建統治的象征，又是最基層的統治機構，被農民所痛恨，所以農民起義軍一旦得勢，破壞的第一目標就是衙門。幾百年間，內鄉縣衙三度被農民起義軍焚毀。

　　由於章炳燾的出現，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內鄉縣衙得以高質量重建。清朝滅亡的時候，內鄉縣衙還算是新房，所以後來數十年一直是內鄉縣政府機構的辦公地，這是內鄉縣衙能保存下來的重要原因。

　　20世紀80年代，縣衙內的空地上蓋滿了各種各樣的房子，人們幾乎忘記了這裡是古建築，是過去的縣衙。內鄉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都在這裡辦公。據內鄉縣衙博物館副館長徐新華介紹，當時他和縣衙博物館第一任館長餘飛負責全縣的文物保護和古建維修。1983年，河南省文物局到內鄉檢查古建築，起初沒人想起來縣衙是古建築，後來文化局一位朋友打電話給他，說俺們辦公的這些房子都是老縣衙的房子，不都是古建築嗎？當時徐新華等人很興奮：『對呀，我們怎麼沒想到呢？！』省文物局有關人員到縣衙檢查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於是餘飛和徐新華產生了在這裡建立博物館的念頭。此後他們倆不知找過多少人，說過多少好話，但讓這麼多單位搬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4年，在內鄉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下，建博物館的事總算有了眉目。1986年9月，內鄉縣衙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到1993年，不是縣衙原建築的房屋全部拆遷，縣衙原來的面貌得以恢復。1996年11月，內鄉縣衙成為國務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氣隨之越來越大。1994年以來，黨和國家許多領導人曾視察內鄉縣衙，大批的學者和外國友人也經常到內鄉縣衙參觀考察。一位著名學者在參觀了內鄉縣衙後欣然題詞：一座內鄉衙，半部官文化。『為什麼是「半部官文化」呢？因為內鄉縣衙是基層政府機關，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封建時代基層官場的官文化，所以只能算「半部」。』內鄉縣衙博物館館長楊興華解釋說。2000年10月，內鄉縣衙被列入中國四大古代官衙(故宮、保定直隸總督府、山西霍州署、內鄉縣衙)國際旅游專線。

　　北有故宮南有縣衙

　　中國人是很重視『中』的。在《孟子》中就有『立中國而撫四夷』這樣的說法，認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從北京的故宮到內鄉的縣衙，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一致性：主要建築都擺在中軸線上，其他建築對稱地擺在兩邊。

　　內鄉縣衙長方形的院子內是庭院式的組群布局，嚴格對稱的四合院按功能分區。內鄉縣衙的建築格局與北京故宮比較相似，都是『前朝後寢』，縣衙的大堂、二堂、三堂分別對應於北京故宮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人們從縣衙大門進去，每通過一道門，就進入另一個庭院。這樣層層遞進，院院相套，給人以氣氛森嚴的感覺。全國從大到小的衙門大都是這種格局，這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行政管理結構和政治理念。

　　因為內鄉縣衙與故宮在建築格局上一脈相承，所以有專家把內鄉縣衙和故宮相提並論：『北有故宮，南有縣衙。』又因為故宮是最高統治機構，縣衙是最基層統治機構，所以有『龍頭在北京、龍尾在內鄉』的說法。(圖3)

　　除了中軸線上的三堂等重要建築外，在縣衙儀門和大堂的中間，中軸線的兩邊還對稱地排列著吏、禮、戶、刑、兵、工六房。左邊為文三房：吏、禮、戶；右邊為武三房：刑、兵、工。這六房對應著中央的六部，是輔佐知縣處理專門事務的機構。三堂和六房便構成了縣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場所。

　　三堂六房之外，縣衙還按照左尊右卑的順序修建了許多輔助性院落。在大堂左邊為縣丞衙，右邊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兩邊又有東西賬房、東西花廳等。東西賬房是衙門裡邊處理錢糧的地方，而東西花廳是官員的家眷居住的場所。

　　因為章炳燾是南方人，所以內鄉縣衙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北方建築的沈重和壓抑，吸取了南方園林建築的特點，融南北風格為一體。

　　建築反映著民族的心理特征。與西方建築相比，內鄉縣衙這樣的古建築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有專家說，西方建築大都『浸洗在洶湧的激情之中，超人的巨大尺度，強烈的空間對比，神秘的光影變化，出人意表的形體，飛揚跋扈的動勢，騷動不安的氣氛』，而中國的古建築，不論是金碧輝煌的宮殿，還是平民百姓的尋常屋宇，一般都具有沈靜幽雅的情調，呈現出冷靜而自制、含蓄而內斂的內向形態。從這一點來看，內鄉縣衙可算是中國古建築的一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