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為期半年的河南博物院陳列調整基本結束，西翼樓的《佛教造像藝術》和《世俗石刻藝術》兩個展覽合並為一，東翼樓的《中原豐碑》陳列遷於西翼樓。今後，東翼樓展廳將舉辦臨時展覽，而《逐鹿中原——兩周中原列國文物瑰寶展》則是河南博物院調整後向社會推出的第一臺『大戲』，『大戲』的主角是『文王崛起，武王克商』，主線是轟轟烈烈的西周、東周八百年偉業。

　　適逢河南博物院建院75周年，會聚晉、冀、鄂、皖、豫五省文物精粹，再現兩周時代中原列國繽紛文化，當為今日民族文化之創新提供一份借鑒，幾許啟迪。

　　其實，河南博物院就是在借鑒與啟迪中誕生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齊康踏遍河南的名勝古跡，在登封古觀星臺找到了天地間飄蕩的超然靈感，設計出傲然坐落於鄭州農業路的河南博物院——『紫荊山的館捨畢竟是「大躍進」年代突擊興建專門用於展示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展覽館，其建築規模、內部設施等都不適應博物館的要求。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主體建築嚴重下沈，牆體破裂，屋頂漏雨，雖多次整修，但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確保文物安全，許多稀世珍品只好放在庫房裡收藏起來，代之而展的是惟妙惟肖的復制品。而根據有關規定，凡展出的復制品都必須注明，觀者一看便知其「假」……』河南博物院研究員周到說到此處，不勝唏噓。

　　在此背景下，1991年，國家有關部門與河南省決定共同投資在鄭州建設一座國家級博物館——河南博物院。但上世紀90年代初正逢全國基本建設高潮，各設計單位『活』滿為『患』，別說招標，就連委托設計，都沒人願意承擔。

　　正當河南博物院一籌莫展之際，中國科學院院士、法國建築科學院外籍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卻出人意料地表示願意承擔河南博物院的方案設計，不過他希望基礎施工的設計能由河南地方設計單位承擔。

　　齊康院士的代表作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他之所以願意把河南博物院的活兒攬下來，是出於報恩之心。齊先生是我國建築界的老前輩楊庭寶的弟子，楊庭寶與梁思成齊名，在建築界向有『南楊北梁』之譽，而楊庭寶就是我們河南南陽人。楊庭寶與梁思成均畢業於美國賓大建築學院，他於1926年設計的天津中原公司大樓(今多倫道與和平路口的百貨大樓)，被盛贊為『中國人自己設計的建築奇跡』，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城標。

　　為設計河南博物院，齊院士思索用什麼樣的建築形式纔能充分體現中原文化的特點，怎樣纔能把中原文化的特點與現代風格完美地結合起來。

　　當他置身登封古觀星臺時，頓感如此宏偉的建築，如此博大的氣勢，不正是他在苦苦尋覓的中原之氣嗎？在這種浩浩黃河與悠悠文化結合而生成的中原之氣的激發下，齊先生揮筆繪就了凝聚中原霸氣的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主體展館呈金字塔形，整體建築共有九座，采取中國傳統建築中心對稱布局，有九鼎定中原的寓意。它具有東西南北四正向的定位，其四角由四根斜梁互橕，可為四維，整體而論，構成四面八方，體現出易經八卦的特質；金字塔頂，指向北中天，象征中原乃地心天中；金字塔形主體展館與靈寶黃帝陵、鄭州商代小雙橋遺址中的祭壇十分相像。河南博物院融民族風格、地方特點、時代神韻於一體，成就了不可爭奪的中原之氣。

　　『再也不怕文物被盜了，這樣的設計，就是江洋大盜進得來，也休想出去。在向公眾開放前，我們專家組試過，你這廂剛拿出香煙想抽，那邊廣播就吆喝你了，你無論藏在哪個角落，都休想逃過電子眼的監視。』周到說。

　　『對職工抽煙的懲罰，河南博物院也許創造了個河南之最。』丁福利副院長說，『這兒沒有警告、罰款這一說，只要發現抽煙，立即開除。』

　　一切都在追求完美。《河南古代文化之光》基本陳列本來是想從史前一直延續到明清的，但專家說『虎頭蛇尾』，所以這個陳列到宋元戛然而止。

　　『博物館是幸存下來的文物的最後歸宿』。而一座真正的博物館往往要歷經百年積淀，沒有一定量的館藏，沒有著名的鎮館之寶，從傳統角度看，不能稱之為博物館，可以說『上百年纔可能造就一座真正的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經70多年的積累，館藏文物達10多萬件，文物精品多多，如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的新石器彩陶、鄭州窯藏青銅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國青銅器、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的銅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銅器、扶溝出土的楚國金銀幣、洛陽唐三彩、汝瓷、鈞瓷等。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品中，有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用鶴鳥肢骨所制的骨笛，長20厘米、口徑1厘米，一側鑽有7個形音孔，每孔間距基本相等，其中在6孔與7孔之間靠近7孔處另鑽一調音小孔。賈湖骨笛的出土，改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

　　但誰能吹響8000年前的賈湖骨笛？難道它被發掘出土，再次和世人見面的方式，就應該是靜靜地躺在玻璃櫃的燈光下，連同它飄逝的音樂，永遠沈睡不醒？

　　『把古樂復活，讓現代人和古代對話。』作為文物陳列與博物館功能的一種延伸與探索，2000年河南博物院研究員李宏等策劃組建了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

　　經過探索，音色明亮、古朴，有著原始風格的古樂之聲已經從賈湖骨笛『散入』現代人的耳鼓。『它有兩個八度的音域，並且音域內半音階齊全。這意味著賈湖骨笛不僅能夠演奏中原傳統的五聲或七聲調式的樂曲，而且能夠演奏富含變化音的少數民族或外國的樂曲。』李宏說，『這種實踐，讓我們清楚了賈湖骨笛在音樂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賈湖骨笛已經具備七音階甚至變化音級，而與之同時期的其他旋律樂器卻處於三聲以內的音域范圍，而七音階的產生，無疑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我們的實踐，強烈衝擊了曾經認定的傳統音樂以五聲為主乾的觀點，也讓我們折服於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議的創造力！』

　　不只是復活了賈湖骨笛，現在復活的音樂文物還有打擊樂器(編鍾、鼓)、吹管樂器(塤、石排簫)、絲弦樂器(瑟、箏)等，它們保持了傳統音樂中『八音』的奇特配置，並從古代樂譜中整理編配了有著濃厚中原特色的古曲，演奏人員的服飾和發型也來源於出土的文物。『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科學嚴肅的課題，每一步探索都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每一種復原都連接著久遠的歷史文化背景。』李宏說。

　　在音樂文物復原與研究的基礎上，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將有形文化遺產與無形文化遺產融會在一起，用傳統文化因素創造出一個『逝去的存在』，它的這種形象化、立體化的博物館陳列形式，『在全國開了先河』。

　　如今的河南博物院步入了它的黃金時代，但輝煌的背後卻有著75年的艱辛跋涉。明天我們將把目光投向開封，回眸河南博物院由簡陋走向現代、由初創走向輝煌的歷程。

　　請看河南博物院系列之二《於動蕩處化傳奇身》。

　　20世紀30年代，河南博物館就曾得到這樣的贊譽：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從價值而論，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但這『第二之位置』猶如流星在空中閃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河南博物館的文物大都被運至重慶保存，1949年這批文物又大都被國民黨政府運往臺灣，而河南博物館存留於開封的銅器、鐵器，在日本佔領開封後，又大都下落不明。

　　歷經如此浩劫，至解放前夕，河南博物館已元氣大傷，這個20世紀30年代的文物大館，幾乎走到了名存實亡的邊緣。

　　開封三勝街似乎並不是一條『與時俱進』著的街道，許是『歷史的負擔』——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館曾幾易其名，本文一般情況下采用現名河南博物院，有時也用河南博物館等)在三勝街曾經有過的輝煌把它壓迫得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

　　在開封這個把東京夢華、都市喧囂、小城故事與鄉鎮風貌『燴』在一塊兒的奇特城市，三勝街體現的鄉鎮色彩濃厚得難以化開。『三勝街就在前面，不能行車，你只好走著去找三勝街上的河南博物館(舊址)了。』出租車司機用手指指三勝街的方向，對記者說。

　　站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時間坐標上，記者很難想象眼前這充斥著菜攤子、小賣部等的三勝街，就是舊照片上那乾淨而寬敞，欄杆把門、石獅子把門、軍人把門，唯恐生出什麼是非來的河南博物院的所在。

　　行走在三勝街上，費了好大工夫，記者纔打聽到『新貌換舊顏』的河南博物院的舊址——門前是賣瓜子和水果的地攤，進了院子，穿過泥濘的黃土路，記者看到原來的河南博物院展廳已經被分割成一個個小的空間，改造成為家屬院，而在這兒見縫插針地蓋起的歪歪斜斜的平房，更渲染著它的零亂，很像一個不怎麼樣的都市村莊。

　　『博物館被分成了家屬區和辦公區兩部分，這兒也就是博物院展廳部分，住的是開封市文化系統的部分職工，而博物院文物倉庫被開封市豫劇團佔著，要進去看的話，得繞道後街。』住在這裡的劉先生說。

　　記者繞了一圈，始知開封河南博物館的『宏大規模』——雖不及現今位於鄭州農業路上的河南博物院，但與鄭州紫荊山的河南省博物館舊址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開封市豫劇團看門的，是一個正在洗衣服的老人，而看門的一條黃狗，很不友好地狂吠著，極力想掙脫枷鎖撲向記者。說明來意後，老人說：『團裡的人都下鄉演出了，裡面沒人，你要進去看就去看吧！』

　　昔日的文物倉庫是今日開封市豫劇團的辦公與排演之所，看起來是個很美的歐式建築，高高大大的，但卻受了中國四合院建築的影響，有個很大的天井。幾乎所有的屋內都空蕩蕩的，看不到任何東西。樓道內的地板是木質的，踩上去咯吱之聲連綿不絕。

　　在連綿不絕的咯吱聲中，河南博物院研究員李宏說：『要談河南博物院，得先說新鄭的鄭公大墓，「先有鄭公大墓，後有河南博物院」，1927年創辦河南博物院的目的，就是安頓1923年在新鄭出土的鄭公大墓的青銅器。』

　　看來話還得從新鄭縣紳李銳發現鄭公大墓說起。

　　1923年8月的一天，火辣辣的日頭照在新鄭縣紳李銳的菜園裡(今新鄭市豫劇團所在地)，但煎烤的，不只是豆角、黃瓜，還有他的心。

　　在菜園裡轉悠了一圈，也『汗滴禾下土』了一把的李銳，很快就靜下心來：天不下雨，只好僱人打井灌溉。

　　這位縣紳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的腳下，恬然安睡著2000多年前的鄭國之王；他的打井決定，轟然打開的是河南省博物館事業的大門。

　　8月25日，李銳僱人打井，掘地三丈，偶得古銅器四件，次日又得數十件，他得了一筆意外之財——取其中一件大型銅鼎和兩件中型銅鼎售與許昌的『文物販子』張慶麟，得800餘金。

　　這事立馬就傳到了新鄭知事姚廷錦的耳朵裡，姚勸李停止挖掘，李不從——看來，強龍難壓地頭蛇。

　　9月1日，駐守鄭州的北洋陸軍第14師師長靳雲鶚巡防至新鄭，聞其事，告知李銳『應該歸於公家』，李欣然從命，將其所得20餘件寶物交出運往鄭州保存。

　　之後，靳雲鶚以原價購回張慶麟所買3鼎，又命人在此挖掘數日，共得器100多件。

　　新鄭銅器的出土，引起全國的廣泛關注。1923年9月23日，北洋政府國務院派『教育部部員高丕基、歷史博物館館員裘善元前往調查采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致電靳雲鶚稱：『竊以為與其供之於一省，何若供之於全國？與其陳列之於僅供玩賞之機關，何若陳之於萬國學者得共研究之學府？』

　　在此次爭奪新鄭銅器的收藏中，河南更佔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據不完全統計，吳佩孚在9月5日至20日之間，先後5次函令靳雲鶚『所有新鄭縣先後掘出之古物，應悉數運送汴垣，妥為保存』。

　　9月19日，河南省督理張福來、省長張鳳臺聯名致電靳雲鶚：『豫省為吾華古代文化中心，此種古物有歷史上重要價值。敬祈飭屬籌設河南歷史博物館……』9月21日，河南省議會致函靳雲鶚：『聞臺座以出地所在，應歸河南保存，公道主張，至深欽感，肅此鳴謝。』至此，新鄭古物纔終歸河南古物保存所(即今河南博物院之前身)收藏。

　　吳佩孚親派顧問穆佐庭，會同靳雲鶚盡數將新鄭古物押運至開封，省垣開封『闔城懸旗結彩，表示歡迎，男女塞途，頌揚盛德』，河南省督理張福來、省長張鳳臺決定將其保存在『地點極度嚴肅』的『文廟內學生圖書館』，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長何日章專門負責，並稱將『籌款另建博物館什襲珍藏，局勢必須寬敞』。

　　1927年6月，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將軍決定將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並入河南大學，7月，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地盤上終於樹起了自己的旗幟。

　　明天請看河南博物院系列之三《百轉千回後的支離破碎》

　　河南博物館甫一開放，觀者空巷塞途，日最高接待人數近4萬，1928年全年觀眾75萬餘人。

　　鄭公大墓之前，因偶然發現而挖掘的古墓，所得古物幾乎都流失歐美、日本等地，留在國內的寥寥無幾，其『精者多隱藏售出，而粗者始歸公家』是很普遍的。有學者著文指出，鄭公大墓的器物基本上得以集中保存……在那個時代尚屬首次。在開封的河南古物保存所，因而成為著名的博物館。

　　1923年，中國考古學雖尚未誕生，但鄭公大墓還是同考古學沾了一些邊的，因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經到過墓葬現場。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李濟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袁復禮在地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的資助下，一道趕到新鄭，但大墓挖掘業已完畢，李只在坑內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盜匪擾亂的消息，他們被迫離去。隨後，李研究這些人骨，撰成《新鄭的骨》一文，以英文在國外發表。

　　1929年，李濟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團再次來到河南，在安陽主持殷墟發掘。10月21日，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自開封趕到安陽，說『奉了上頭的命令，要進行殷墟發掘的』。何日章的手下人對跟隨李濟發掘的董作賓說：『你們趕快收攤兒回家，這是河南的地盤兒，你們外省人怎麼能到這兒來挖寶呢？』董作賓答：『我們是中央研究院派來的。任何人不得亂來！』『中央研究院？誰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已經給馮玉祥將軍寫了信，讓部隊保護我們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們河南境內。我還知道河南督軍韓復?有令，要挖寶，我們自己來！』

　　董作賓一行擋也擋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見，這下驚動了安陽的縣長。這縣長一看情況不妙，只得站在雙方之間，左說右勸，不敢偏袒。董作賓一行仗著有中央研究院作後盾，加之對殷墟考古負責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讓。何日章依仗自己是河南人，又有韓督軍的手令，也是越說越上勁。當時，董作賓住在安陽十一中學，何日章也帶人住進了十一中學。爭執雙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給上司發了電報，爭取支持。

　　第二天，李濟與董作賓匆匆趕回北京，緊急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來河南進行調解，事後還風趣地說：『為了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癟了。』考古組的負責人李濟也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也呈請國民政府，並奉當局的命令，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請求保護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工作。

　　雙方最後達成了幾條協議，矛盾纔平息下來。

　　而事件的起因，據說是『中央研究院不遵協定，潛運(古物)出(河南)境』。按照先前商定的協議，所發掘的古物應暫存在安陽的一所中學，而據該校校長說，中央研究院把掘出器物潛運出了河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開始的考古發掘，標志著我國近代考古的正式開始。而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組織的一支發掘隊，也於1929年在小屯發掘兩月有餘。

　　1929年底，部分殷墟文物運至開封，大大豐富了河南博物館的收藏。考古學家關百益從館藏殷墟文物、新鄭銅器等入手，研究考證甲骨文字和各種器物，陸續撰成《殷墟器物存真》、《殷墟文字存真》、《新鄭古器圖考》等著述。

　　1930年底，關百益接任館長。之後，河南博物院無論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還是在對藏品的研究上，都更上層樓。

　　1934年、1935年，先後征集來的大量古代名人書畫及現代藝術品，又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博物館藏品的數量和質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掘，如1935年8月，關百益在汲縣山彪鎮發掘戰國墓；1936年春，孫文青參加殷墟第13次發掘；1936年9月至11月，許敬參、郭豫纔等在輝縣琉璃閣進行發掘等，都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博物館擁有的藏品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鍾等；登封的九柄玉如意等；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捨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體石經、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河南博物館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贊揚。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館選送部分精品至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引起轟動，被譽為『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自價值論，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其展示的反映商周時代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青銅器物，更是震驚了世界。

　　就在河南博物院闊步前行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為確保國寶安全，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按照國民政府的要求，經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館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其中含新鄭鄭公大墓、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等地出土的銅器34箱，運至漢口，存放於法國租界內，國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請其對暫存租界的河南古物加以保護。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於漢口的文物亦無安全保障，幾經商議，河南省政府再次決定，將存放於漢口的文物輾轉運往重慶，『撤退途中，頻遭日本飛機轟炸，一路險象環生，著實為一次險惡之旅』。至重慶，中央大學租借磁器口之校捨給河南博物館，以存放河南古物。中央大學校長羅家綸向河南博物館聲明，河南存渝古物『將與本校財產同等看待』。抗戰期間，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館張克明等監守。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不久內戰烽煙又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沒有機會回歸河南。重慶解放後，河南存渝古物皆由人民解放軍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封存，貼有封條的包裝箱，至今仍保存於河南博物院。

　　但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河南存渝古物已於重慶被攻克前兩日被國民政府搶運到臺灣。由於解放軍迅速抵渝，封鎖飛機場，纔使得運送第二批河南古物的飛機未能起飛。而被搶運到臺灣的河南古物，商得在臺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數轉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為該館開館之基，鎮館之寶。『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自我介紹是——『位於南海學園荷花畔的歷史博物館，為大臺北地區除「故宮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為主的公立博物館；收藏近5萬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館遷臺文物及日本戰後歸還的古物為主。若以時間劃分，上至殷商下至民國，前後跨越3000多年；由地域分野，以黃河流域漢文化區出土的古物為主，臺灣早期文物居次，其他地方的宗教、民俗器物也有；從材質區別，包括銅器、玉器、陶器、瓷器、書畫、中國文字史料、工藝品、古錢幣、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十大類，其中以古錢幣的藏量最豐，河南出土的青銅器和唐三彩最珍貴難得。』

　　1993年，臺灣成立河南古物清查小組，1997年清查工作結束後，出版了《河南省運臺古物圖錄》及《甲骨文專集》。

　　1950年，河南代表會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慶，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鄭、輝縣出土的青銅器51件調往北京。這些文物後分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至此，新鄭銅器分散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

　　1994年，深圳市博物館與河南省文物局聯絡，請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實其藏品。在預選的文物中，有新鄭新出青銅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銅器。曾經受同出器物離散之苦的河南博物院，不忍心再看到新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為分散，乃從已經離散的新鄭銅器中選出與預選器物近似的銅器兩件，調往深圳市博物館。

　　至此，轟然撞開河南省博物館事業大門、並凝聚了那麼多人心血纔得以留存河南的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已分散在兩岸四地五個博物館中，各博物館所收藏的數目分別為：河南博物院56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1件、北京故宮博物院18件、中國歷史博物館5件、深圳市博物館2件。

　　而存留於開封的文物，在其淪陷後，大部分銅器、鐵器等下落不明。

　　至解放前夕，歷經浩劫的河南博物館已元氣大傷，這個20世紀30年代的文物大館，幾乎走到了名存實亡的邊緣。

　　開封淪陷後，把河南博物館推上中國博物館『第二之位置』，因替河南博物館揪心而捨不得離開河南博物館的關百益，20世紀60年代被打成『漢奸』，理由是他不該在日本佔領下的河南博物館工作。

　　20世紀80年代，關百益得以平反昭雪。

　　1953年，依據中央精神，元氣大傷的河南博物館被確定為地志博物館。

　　2003年的春夏之交，記者在開封市三勝街河南博物館舊址，還能依稀看到那鏽跡斑斑的鐵牌上殘留的『河南地志博物館』字樣。

　　歷經浩劫，幾乎名存實亡的河南博物院是怎樣起死回生的？明日請看《風雷激蕩紫荊山》。

　　1961年，河南博物院在河南省省會從開封遷至鄭州的數年後也遷入鄭州，結束了它的『開封時代』。

　　河南博物院似乎很善於『借殼上市』。

　　在開封，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27年6月並入河南大學，7月，河南博物館就借其『殼』亮出自己的大旗；在鄭州，1958年由各單位捐資在紫荊山興建的用於展示『當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河南展覽館，因三年自然災害的到來而展覽難以為繼，於1961年『禪讓』給有著厚重歷史的河南博物館。河南博物館也因此而在河南省省會從開封遷入鄭州的數年後，結束了它的『開封時代』。但自此的20多年中，河南博物館也多了想『省』也省不下去的『省』字，更名為『河南省博物館』，直到1998年遷至鄭州市農業路更名為『河南博物院』，而成為國家級博物館。

　　展示『當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河南展覽館本身就是一項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有些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到鄭州，常把河南省博物館當成省委的「衙門」。』河南博物院原群工部負責人張美榮說：『我只有不厭其煩地對農民兄弟講，這兒不是省委，是河南省博物館，但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說的話，並反問我：「除了省委，誰能有這麼好的門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紫荊山附近可不像現在這般熱鬧，那時河南省博物館與黃河展覽館『隔花(紫荊山百貨大樓的地盤在當時是個荷花池)相望』，附近更沒有什麼大樓，更別說立交橋了。張美榮說：『晚上加班後，我都不敢回家，家裡的人要打著手電筒來接我，其實我家離博物館很近，就在緯一路原河南日報社對面的省委統戰部家屬院，但河南飯店段的花園路及河南日報段的緯一路那時黑燈瞎火的，晚上沒有一個人，挺嚇人的。』

　　河南省博物館繼承了河南展覽館的家業，也繼承了展覽的『毛病』。那時基本陳列不多，臨時配合形勢的展覽很多，『經常加班，乾到晚上12點，發盒7分錢的餅乾就讓人高興得不得了！』張美榮說，『楊水纔展覽、焦裕祿展覽、林縣紅旗渠展覽等，我們都搞過。』

　　打擊地富反壞右及犯罪分子的公安展覽最吸引人。有次搞公安展覽，省公安廳的楊科長在博物館負責協調布展，他對博物館的人說：『我在這兒，你們的文物保險了！』但就在公安展覽撤展的當天晚上，一個淮陽縣的盜賊伸出了黑手。

　　這個盜賊在當天下午看完公安展覽後，從博物館南二樓上邊沒有完全封死的樓道口下滑至鎖著的一樓樓梯間。晚上，他打破玻璃，偷了5件文物後，掰開一樓南面窗子的鐵柵欄，這時天已經快亮了。那時博物館一樓南側是塊苹果園子，從博物館逃出來的這個盜賊，在這兒迷路了，找不到大門，他就瞎轉，結果轉到了家屬院。早起的人見到這個背著麻袋的人瞎轉，以為他是偷雞的(那時有人在院子裡喂雞)，就叫來保衛科的人，把他交給了派出所，而他背的那個麻袋，則暫時放在了博物館的傳達室。

　　博物館的一位丁姓家屬出去買早餐，在傳達室和人嘮嗑時，無意間用腳踢了麻袋，叮當響，打開一看，是文物！

　　後來，這個盜賊被判處死刑。

　　博物館開始沒有保衛科，不管男女，只要是60歲以下的，都得輪流值夜班，一晚上5角錢，不讓誰值班，誰還不樂意吶。

　　但『盜不單行』，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夜晚，一群來自南方的大盜進入了博物館。報警系統響後，值班員圍著博物館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問題』所在。轉到大門南側時，忽然有人指著南二樓的窗子大喊：『壞了！你看窗子的鋼筋被扭到兩邊(後來知道，大盜們進去之後，把鋼筋復原到原來的位置，走後自然就不管那麼多了)。』

　　這次丟的是比河南博物院鎮院之寶蓮鶴方壺稍小一些的雙龍方壺，是解放後出土的，和蓮鶴方壺的出土地點一樣——都是新鄭。後來，案子是破了，還斃了人，是湖北監利的，但雙龍方壺已被香港的阿毛買走，而阿毛到底是誰，沒有查出來，雙龍方壺至今下落不明。

　　丟失的，我們感慨萬千；但得到的，同樣值得我們回味——

　　在正午陽光的照耀下，高樓與小院雜陳的張寨南街愈發顯得狹窄、短小。說是街道，其實它更像個胡同兒，雖然距西南面的鄭州市百貨大樓也就幾百米，但看上去還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村莊。

　　在這條南北走向的街道上，就是正午，太陽能夠照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街道的北頭有那麼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杜老漢和幾個老人聚在那兒聊天。

　　談起29年前這兒挖出『寶貝(銅鼎)』的事兒，有的老人說他們只是聽說過這事兒，但杜老漢說了個八九不離十：『是倆香爐的事吧？滿身都是綠鏽！挖防空洞挖出來的，我去看了，好嚇人，怕是死人的，趕緊跑出來了。』

　　杜老漢說銅鼎是香爐兒，也是沒錯的。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鼎類祭器應用面越來越廣，並逐漸流行於社會，進入寺廟，以及民間重大的祭祀活動中。這類鼎，又成為供奉神靈和祖先的『香爐』，其中以明代的『宣德爐』(銅鼎)最為有名。而在寺院裡，用銅鼎作香爐就更為普遍了。

　　而楊育彬研究員說起發現銅鼎情況，就像講昨天發生的事兒似的。那是1974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下著小雨，有人跑到河南省博物館，說群眾在杜嶺街、張寨南街附近挖防空洞，挖出了文物，『我們去了好幾個人，到那兒後，發現了一對大的銅方鼎，其中一個銅方鼎中間還放了一個銅尊。這兩個方鼎非常重要，一個高1米、一個高86厘米，就是到現在，它們還是我國商代早期最大的銅方鼎！這個發現證明，鄭州商城應該屬於王都一級的，因為這一定是商王用的東西。』

　　『我們要把發現的位置在圖上表現出來，但防空洞挖得很深，這地方距地表將近6米，我們不知道這兩個鼎在地面上的位置。大伙說，咱們就按防空洞的進口來測，結果測來測去就找不著，因為上面還有房子和其他東西，最後沒有辦法了，就用探鏟鑽，平常鑽探都是往下面打，這次是從下往上打，打到地面上後，發現其在一家住戶的大衣櫃的底下。鄭州可以說遍地都是文物，說不定你的房子底下，或者你的床底下、你的大衣櫃底下就保存著很重要的文物！』楊育彬說。

　　『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杜嶺銅鼎的發現，對20多年後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認定鄭州乃商代開國之君成湯都亳之地，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楊對於這一結論持謹慎的保留意見。

　　20世紀60年代，為配合『河南古代歷史陳列』，河南博物院研究員許順湛、周到及河南日報社文藝處原處長、《志願軍英雄傳·黃繼光》的作者餘昂在河南日報上開了個《中州古人》欄目，招來橫禍，被打成『河南三家村』，而陳列則被誣為『歌頌帝王將相』，周到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戴著1.4米高的大帽子游街，上寫『河南小吳?』、『漏網大右派』，而紅衛兵把許順湛抓起來，問他：『是不是反黨？』許答：『不是！』一頓皮帶抽打，再問：『是不是？』許答：『是！』紅衛兵又問：『為什麼是了？』許答：『你打我了！』

　　就連焦裕祿、岳飛、陳勝吳廣等展覽也被查封，理由是焦裕祿誰都救濟，宣揚的是『人性論』；岳飛忠於皇帝，12道金牌說召回就召回了；宣揚陳勝吳廣起義，則是趁自然災害煽動農民起義。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下，佔盡地利的河南博物院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還是恢復了元氣，其收藏的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器瓷器，享譽世界。

　　河南博物院之紫荊山時代承上啟下，功勛卓著。2003年5月16日，這塊風雷激蕩過的熱土雖然轉手商家進行新的開發，但人們不會忘記河南省博物館事業在這片土地上走過的每一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