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一個晴朗的下午，新鄭縣裴李崗村通往縣城的鄉間小路上，農民李鐵旦大步流星，急匆匆地往城裡趕。他肩上扛著個麻袋，樣子癟癟的，卻分量十足。這裡面裝的不是糧食，而是一塊實實在在的石頭！ 李鐵旦已經走了個把小時，渾身汗津津的，肩膀也好像越來越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麻袋，解開衣襟上的扣子，擦了把汗，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此時，20歲的李鐵旦心中充溢著一種自豪：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有覺悟』的事，一件為裴李崗村李姓家族挽回面子的大事！想到這兒，幾天前發生在村裡的那場尷尬和不愉快又閃現在他的腦海。
李鐵旦的老家裴李崗村在新鄭縣城西北七八公裡遠的地方，這裡世代居住著李姓和裴姓兩大家族。在李鐵旦年輕的記憶中，兩個家族從未發生過大的爭執，多少年來都是和和睦睦的。可就在前幾天，裴李兩家卻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傷了和氣：村民們平整土地的時候，在西南面的崗地上挖出一個古墓，大伙兒都圍過來看稀罕，不知哪個姓李的吆喝了一聲，『這可是咱李家的老祖墳啊！』一聽這話，李姓村民紛紛附和。沒想到裴姓的村民不願意了：『憑啥說這就是你們李家的老祖墳？沒准是俺老裴家的呢！』兩個家族自然分成了兩派，你一言，我一語，越來越激烈，誰也不讓步。後來，百十口人手持鐵鍬、鋤頭，在古墓前對峙，年輕氣盛的李鐵旦和他的幾個伙伴衝在最前面。
眼看就要發生械斗的緊要關頭，縣文管會的乾部薛文燦及時趕到，幾句話就化解了矛盾。當時，薛文燦瞅了兩眼挖出的古墓，高聲對兩撥人說：『你們看這古墓，是磚石砌成的，窮人能造得起嗎？這裡面埋的不是地主就是富農！你們還爭哩，多光彩？！』一番話說得大家都抬不起頭，沒人再想攀這『闊親戚』了。臨走時，薛文燦對村民說：『你們村過去就出土過不少文物，以後再發現，要就地保護，馬上報告！』
沒想到，這事兒過去沒兩天，李鐵旦就在平整土地時挖出一個搓衣板模樣的石板，他想，這恐怕就是薛乾部說的『文物』吧！別提有多興奮了，他二話沒說，撂下鐵鍬背上石板就往縣城趕。他心裡想著：今天就是再累也得把這東西背到縣城，交給薛乾部，讓他知道咱裴李崗村姓李的覺悟有多高！這塊粗笨的家伙多少會給村裡的李氏家族帶來些驕傲。
當年的李鐵旦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肩膀上扛著的是中國20世紀考古界的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粗笨的家伙把中國農業文明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他祖祖輩輩居住的這個普通村莊因此而聞名世界……
26年後的今天，李鐵旦麻袋裡的這個石板正端端正正地擺在新鄭市博物館明亮的櫥窗裡，幾個攝像鏡頭從不同的角度時刻注視著它。它前面的紙板上標注著這樣的文字：石磨盤，裴李崗出土，長70厘米，寬20厘米，高6厘米；石磨棒，長49厘米，直徑6.5厘米，距今約8000年，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糧食加工工具。和記者一起站在石磨盤前面的還有那位令人尊敬的、如今頭發已經全白了的薛文燦老人。
我把頭貼在櫥窗玻璃上，仔細觀察這個傳奇的石磨盤，它形狀像鞋底，中間內收，表面很粗糙，非常適合碾磨糧食。8000年前，要磨成一套石磨盤和石磨棒，只能用更加堅硬的石頭磨制，制作之艱苦，可想而知。這可是農民家裡的『大件』，估計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小四輪。
與其擺在一起的，還有另兩套石磨盤，其中一套石磨盤被磨得明顯凹了下去，上面擺著的石磨棒也磨損得厲害，兩頭粗中間細，像個長長的啞鈴。站在這套石磨盤前，記者半開玩笑地對薛文燦老人說：『這可是個功勛磨盤！不知道幾代先民的大手操作過它，也不知道它磨出的糧食讓多少祖先吃飽了肚子，延續了生命！』
薛文燦感慨地說：『是啊。裴李崗文化發現幾十年了，可還有許多的謎無法解開，這些先民從哪裡來的，又到哪裡去了？他們周圍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
農民耕地時發現了奇怪的石板，就拿回家當了搓衣板、小凳子……追溯裴李崗文化的發現過程，薛文燦是不能不說的人物。
20世紀50年代，薛文燦還在裴李崗村附近的一所小學當校長，學校和裴李崗村隔著條小河，下雨的時候，他常常送學生回家，也常到這個村子裡做家訪。在裴李崗一學生的家裡，他看到糞坑邊擱著個奇怪的帶腿兒的石板，學生家長憨憨地笑著說，那是犁地的時候犁出來的，不知道是啥東西，搬回家裡就擱那兒當搓衣板了。
在別的村民家，薛文燦也曾看到過那樣的石板，有的被當成凳子用，有的壘在雞窩下，鋪了草，成了母雞下蛋的所在。當年，薛文燦還是個考古的門外漢，看著那東西古怪，可也說不出個名堂。20世紀60年代，薛文燦被調到縣文管會編寫縣志，纔開始接觸考古工作。
薛文燦回憶說，當地農民挖出的這些石斧、石鏟、石磨盤也曾引起過考古部門的注意。1972年2月，《河南日報》上發表的一篇介紹河南文物的文章中，就曾提到裴李崗出土的這些文物，但因為年代不詳，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1976年，新鄭縣搞農田基本建設，平整土地，開封地區文管會專門在當地舉行了一期文物考古培訓班，鄭州大學考古專業教師李友謀、陳旭長期住在這裡為學員們講課。李鐵旦進城的那一天，薛文燦正在培訓班上課，他清楚地記得當天的情景：那是1977年4月2日，李鐵旦在大門口和我碰了個照面，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說：『你讓發現文物就報告，俺給你背來了！』
薛文燦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剛做過文物保護宣傳，沒想到兩三天就有了效果；另一方面他在心裡抱怨這個小伙子太莽撞了，挖掘文物只能由專業考古人員操作，李鐵旦直接把文物挖了出來，他擔心文物和遺址會被破壞。薛文燦急忙打開麻袋，石磨盤別致的器形立刻就吸引了所有在場的考古工作者，他當即帶著兩個人和李鐵旦一起背著石磨盤返回了裴李崗村。
這一趟裴李崗之行注定要給中國的考古史添上厚重的一頁。薛文燦讓李鐵旦把石磨盤放回原處，果真嚴絲合縫——證明石磨盤確實是剛從這兒挖出的。他們迫不及待地就地展開調查，很快就在不遠處又發現一具人骨，並且頭骨已被料礓石所封裹，頭骨兩側還各有一件陶器——這顯然是一座墓葬遺址！薛文燦知道?只有年代非常久遠的墓葬纔能形成料礓石。他和同事立刻意識到遺址的重要性，當即和村乾部商量，暫停在遺址上的土地平整工作。
1977年4月8日，李友謀、陳旭和薛文燦帶著考古培訓班的學員們開始了試掘工作。短短幾天就挖出了8座墓葬，並出土了一些石器和陶器。通過整理分析，他們發現這些出土的遺物和仰韶文化的遺物不同，未采集到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片，出土陶片的陶色只有紅陶和灰陶兩種。這難道是一種新文化？它的年代可能比仰韶文化還早嗎？薛文燦的心情就像早春乍暖還寒的天氣一樣，驚喜、渴望、忐忑、疑惑交織在一起。夜晚生產隊的草房內，簡陋的窗紙擋不住陣陣春風，煤油燈閃擺搖曳，忽明忽暗，薛文燦和他的同伴就在這裡懷著異常激動的心情寫出了試掘工作簡報。
試掘取得的成果立即引起了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門的重視，但他們也確定不了發掘出的文物所處的年代。於是，薛文燦和兩位同志一起，登上了進京的列車。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室主任安志敏先生看了他們帶來的標本和簡報，連頭都沒抬就說：『情況很重要，得馬上向所長匯報。』薛文燦一時口乾舌燥，說不出一句話，心裡緊張得像有小鹿在踹。幾分鍾後，這幾位來自中國最基層的文物工作者，與當代中國考古界的泰斗夏鼐面對面坐在了一起。
夏鼐時任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當時正在主持一個會議，聽了安志敏的匯報，他立刻中斷會議，接見薛文燦等人。考古學家似乎都是言簡意賅，他看了文物標本和試掘簡報後也只說了兩句話：『新苗頭。很重要！』接著就問遺址中的木炭標本帶來了沒有(考古界普遍通過測定C14的方法來判斷文物的年代)。夏鼐所長把裴李崗遺址中的木炭標本親手交給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叮囑他們：盡快檢測。
臨別時，薛文燦和夏鼐所長握手告別，激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其他兩位同志也興奮得兩眼放光。稍稍平靜後，他們又拿著一包陶片找到了著名考古專家蘇秉琦，蘇先生從攤在他辦公桌上的一堆陶片裡拿起兩塊，用手指摩挲著，張口就說：『至少7000年以上！』
20多年後的今天，薛文燦老人向我們回憶這段往事時，平靜而從容。從薛文燦說到和諸位考古專家接觸的情景時，對當時每個人的語言、動作、表情都敘述得如此准確而清晰，不難看出這段經歷對他來說是怎樣的刻骨銘心。
那份試掘簡報安志敏看了整整3天，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的測定報告也出來了，證明裴李崗遺址的文化遺存延續年代距今的確為七八千年！中國考古界最具權威的《考古》雜志在1978年第一期刊發了這份簡報。裴李崗遺址的發現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了強烈震動。1978年到1979年，開封地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先後組織了3次大規模的挖掘，發現許多灰坑、陶窯和100多座墓葬，出土斧、鏟、鐮、刀等磨制石器100多件，鼎、罐、壺等陶器200多件，還有骨針、骨簇、骨錐以及少量的裝飾品；在這裡考古專家們還挖出了豬、羊和其他小動物的遺骨。裴李崗文化最終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並予以命名。
裴李崗文化的發現，使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填補了我國新石器早期考古的一項空白，將中國農業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
8000年前的洧水河畔，綠松石的主人站在如水的月光裡，頸下熠熠閃光…… 薛文燦老人今年已經72歲了，他的耳朵有點背，說話也很少，無論在哪兒，他總是坐在角落裡，像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每當有人和他說話，薛文燦總是很費勁地把身子靠過去，認真地回答、講解。我們說：『薛老師，沒有你，就沒有這裴李崗文化啊！』他很慌張地使勁搖手：『我只是做了分內的事，是我運氣好，碰上了！』薛文燦告訴記者，在裴李崗文化發現過程中，鄭州大學的李友謀、陳旭等專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各級領導當時就意識到了事件的重大，非常支持，當標本到了北京，起作用的就是中國考古界的泰斗和大師們了。
薛文燦老人和我們一起去新鄭博物館參觀裴李崗遺址出土的文物，那天展廳裡沒有其他觀眾，只有我們幾個人靜靜地站在延續了8000年的文明面前唏噓感慨。
這些被制成碗、盆、鼎、缽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陶器，形狀都比較簡單，絕大多數沒有任何紋飾，制作也顯得粗糙，胎壁厚薄不勻，表面也凸凹不平，但想到它們出自8000年前的先人之手，你還能挑剔什麼？講解員說：『裴李崗出土的陶器都是三足的，沒有一件四足的，說明我們的祖先在8000年前就已認識到三足的穩定性。這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陶器，它們的出土，把我國的陶器制造史追溯到了8000年以前。』
這些陶器的旁邊放著一只雞蛋大小的陶豬頭和一只陶羊頭，它們憨態可掬的模樣倒也惟妙惟肖。我想，8000年前的裴李崗，負責燒陶工作的肯定是個淘氣的小伙子，他坐在陶窯邊上，看著紅紅的火苗在眼前跳躍，隨手抓起一塊泥巴，比照著旁邊洞穴裡飼養的家畜捏了一只豬頭和一只羊頭。他那天不經意的舉動，卻透露給現代人一個秘密：我們的祖先在那時已經會制作陶器、創作藝術品了，而他捏的那只豬，完全是肥頭大耳短鼻子的家豬模樣，跟野豬的樣子大不相同，說明當時家畜飼養業已發展很長時間了。
薛文燦老人告訴我們，在挖掘遺址的過程時，還發現了棗核和核桃殼。誰都知道新鄭是棗鄉，這裡出產的紅棗量大質優，但究竟新鄭大棗的栽培歷史有多久，誰也說不清，有人說500多年歷史，有人說2000多年，但這枚小小的炭化了的棗核，告訴了我們准確的答案：新鄭栽培紅棗的歷史已經有8000年以上了。
說到這兒，薛文燦老人又回憶起裴李崗文化發現前後的一段歷史：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距今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這在當時是震驚世界的大發現，說中國5000年的文明就來源於此。新中國成立不久，某些國際敵對勢力為了給侵略戰爭作文化上的准備，大肆宣揚『中國文化西來說』，他們認為甘肅彩陶比河南彩陶發達，由此得出河南彩陶來自甘肅、甘肅彩陶來自西方的錯誤論斷。而裴李崗文化的發現，填補了我國仰韶文化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段歷史空白，把我國的農業歷史、家畜飼養歷史、制陶歷史等分別提前了1000多年！裴李崗文化的發現也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久久地流連在櫥窗前，這裡的每一件展品都似乎散發著魔力，強烈地吸引著我們。一塊在黑暗中埋藏了近萬年的綠松石，它通體墨綠色，只有一個硬幣大小，邊緣已經殘損，可燈光下它依然瑩瑩閃亮。講解員自豪地說：『我們的祖先在那時已經懂得了裝飾美。你們看，綠松石上還有個直徑不到一毫米的圓孔，可見當時的鑽孔技術已經非常高超了！』據說，這塊綠松石出土時是在一具人骨的頸下。美麗的綠松石出自誰手？它的主人有著怎樣的生活，快樂和悲傷的感覺和我們一樣嗎？眼前的綠松石散發著神秘的光輝，引領我們穿越時空，回到8000年前的洧水河畔，嵩山腳下，那裡水草豐美，空氣中充滿寧靜，綠松石的主人站在如水的月光裡，頸下熠熠閃光……
感覺著腳下疊加的無數先民的足跡，穿越8000年的時光隧道，恍然如夢……
2003年2月的一天，我們跟著薛文燦和新鄭市文物局局長寇玉海來到裴李崗這個神秘而又普通的村莊。遺址位於村莊西南的一處崗地上，大約兩萬平方米。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經過幾次挖掘後，用沙土把遺址重新填埋了起來，如今我們看到的仍是一片普普通通的麥地。正是冬去春來的季節，麥地上空籠罩著一層灰色的薄霧，村莊四周也是霧騰騰、水蒙蒙的，給這8000年的裴李崗平添了一種神秘的氣氛。遠處，拖著長音的『磨剪子、搶菜刀——』的叫賣聲悠悠傳來。走親戚的鄉下婦女隔著麥壟高聲地寒暄著，這一切又讓我們感覺這村莊真實而親切。
薛文燦靜靜地望著眼前這片麥田，對他來說，這裡既熟悉又陌生，20多年前，遺址發掘的時候，他吃住、工作都在這裡，這片土地給予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驕傲，也幾乎費盡了他畢生的心血。如今，72歲的薛文燦老人正遭受著糖尿病並發癥的折磨，腿腳已經不靈便了，『來裴李崗一趟，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站在這片崗地的最高處，薛文燦向我們介紹遺址的情況：這塊遺址的形狀像人的鞋底，東邊的『鞋跟』是原始村落的生活區，西邊的『鞋掌』是墓葬區，雙洎河從遺址西面由北向南流過，然後緊靠遺址南部折向東流，崗地就處在這一河灣上。這是新石器早期農業聚落的普遍特點，是當時的條件所決定的。新石器早期，農業剛剛起源，聚落地點一般選擇在山脈與平原過渡的中間地帶，這一帶沒有茂密的森林，容易開闢田地，這些地方也是從采集向農業種植過渡最適宜的地理環境。當時人類還不知打井取水，所以建立定居點時，就自然而然地選擇臨水而居。順著薛文燦老人的講述，我們努力讓自己回到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崗村。
當地球上絕大部分地方還處在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我們眼前的裴李崗村已進入了原始氏族社會，他們以原始農業、手工業、家畜飼養業為主還兼顧從事漁獵生產。這些長發披肩、身材健美的男男女女，住在單間、雙開間、三開間的茅草屋裡，吃的喝的絕對是純天然無公害的食品飲品。他們用石斧、石鏟進行耕作，種植粟類植物，用精致的石鐮來收割，用石磨盤和石棒加工粟糧。男人們耕田、打獵、捕魚，女人們加工糧食、飼養家畜，還帶著孩子用鼎之類的陶器在灶上做飯，用陶紡輪和骨針等制作麻一類的衣服。除了生產以外，這裡還有簡單的文化生活。他們在龜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號式的原始文字，用來記事，把燒制的陶器工藝品房子案頭觀賞，休息時，男人拿起石片、陶片和著七孔骨笛演奏，那音律相當准確。女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發髻梳得高高的，頭上插著骨頭做的發卡，身上佩帶著骨飾和松綠石。他們還建有公共墓地，小孩死了就放在瓮裡安葬，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頭南腳北安葬，還根據他們生前的功勞和性別陪葬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
這就是中國最古老的文明。
原始的裴李崗聚落就在我們腳下1米處，再看看身邊的裴李崗村，它們的直線距離幾乎為零，但時間距離卻是8000年！如今裴李崗村和中原普通的農村沒有兩樣，正是晌午時分，端著碗站在大門口吃飯的村民們好奇地望著我們這些外鄉人。新鄭市文物局局長寇玉海對記者說，裴李崗文化在學術界有著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但對於這個村莊來說，遺址的發現並沒有給它帶來太大的變化。
最近幾年，裴李崗村一些乾部向市裡提出建議，希望能在這裡建一座遺址性博物館，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寇玉海說，裴李崗文化遺址的價值雖然很高，但觀賞性相對較差，即便建起了開放性的博物館，能否吸引游客還是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