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看它是風景，近看它是歷史，走進去是故事，走出來是情結。
它就是聲名遠播的灞陵橋。
很多歷史，如果不是歷史學家翻起，可能已塵封地底，或埋藏在歷史深處，即便歷史學家翻起，那樣的歷史也只是歷史學家的歷史。
灞陵橋不同，從它與關公關雲長的名字聯在一起，千百年來，時時被人們翻起，個中既有歷史學家，也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炙手可熱，熱得燙手。
關公的故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耳熟能詳。
灞陵橋，它是被中華民族接受的歷史，是這個民族群體意識完美融合的歷史，官紳富商，草芥百姓，幫派教會，忠奸善惡都被這個小小的『橋』雜糅統一於一個大系統內，形成中華民族向前的合力。
長髯勒馬橫刀處 萬古英風灞陵橋
2003年春節，大年初一上午，一出戲唱得正酣：灞陵橋上，歷史上的關公挑袍辭曹處，搭了一個舞臺。舞臺上，只見關羽帶皇嫂車輦疾駛，曹操後面引人馬急急追趕……
臺下觀眾，無不屏息斂聲，雙眼大睜，捏著一把冷汗。
『快！快啊！』眼看曹操要追上關羽，緊急處，一觀者似乎要喊出聲來。
戲臺上，兩位皇嫂哭泣成聲：『唉呀！好苦呀！關羽，你為曹操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什麼還要追殺你？』
關羽：『嫂嫂不要啼哭！俺關羽本是那頂天立地男子漢，保定大哥錦江山。只要我有一口氣，定讓您夫妻得團圓。』
馬童：『啟稟二爺，曹操追兵來到。』
此時，戲臺下，觀眾靜極。及至曹操追至橋頭，關羽勒馬。幾乎所有觀眾，腳尖都要提起來了。
這是新編歷史劇《關公辭曹》。
就在當年關羽挑袍處，扮演關公幾十年、素有『活關公』之稱的孫太安先生等演繹了當年的歷史事件。
1800年前，灞陵橋下，曹操與關羽，一個是再三挽留，一個是去意已決；一個是求賢若渴，一個是忠字當頭；一個是惜纔如命，一個是義字等身；一個是恨不得把心掏出來讓對方看看，一個是紅彤彤丹心如故說啥也不留。
1800年後，歷史在這裡樹了一個大大的感嘆號！立下了一個千秋不倒的『人格』！也留下了不絕的話題——忠義仁勇！
實際上，它留下的又豈止是這些？
灞陵橋委實是一個時代的十字路口，一個精神的十字路口，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
當我們走進歷史深處的時候，不能不慨嘆，歷史總是起源於一個偶然的事端，或者說一個偶然的事件，民族的精神也總是形成於某一個偶然。
關公辭曹，歷史確有其事。但灞陵挑袍，是附會還是歷史？現在已無法考證，在百姓眼中，它就是歷史，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演義比歷史更精彩，更有說服力。
如今的灞陵橋原名八裡橋，位於許昌市西郊8裡的石梁河上。明嘉靖《許州志》記載：『八裡橋在州西八裡，相傳為曹操送關羽之所。』以此看來，此橋本不是灞陵橋，可是它為什麼叫灞陵橋呢？灞陵橋，本指灞橋，在如今的西安市東灞水之上，漢、唐人每每在此折柳送行，唐宋詩詞中常常以之入典，因而為後人所熟知。但許昌此地既無灞水，又無皇陵，怎麼可能會有灞陵橋呢？原來是《三國志評話》的作者把關羽挑袍的地點許都誤認為長安了。羅貫中著《三國演義》時，把《評話》中的『長安』改成了許都，糾正了一個明顯的錯誤，但仍把送行地點寫成了『灞陵橋』。及至後來毛宗崗父子點評《三國演義》時，大概發覺這個地名有問題，便刪去了『灞陵』二字。後人受早期《三國演義》版本的影響，加之借折柳相送的含意，乾脆就把八裡橋作為灞陵橋了。
關羽許昌辭曹歸劉卻並非虛構。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初，曹公壯羽為仁，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三國演義》中，對這段歷史作了不乏附會內容的詳盡描寫，在第二十五回目中，公元200年，當關羽下邳兵敗、『土山三約』降曹後，寫道：『……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
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
這就留下了一個讓後代很多人仿效的榜樣——秉燭達旦。
《三國志評話》為了表現曹操的奸詐，虛構了這樣的情節：曹操聽說關羽『出長安，西北進發』，采納張遼之計，先於灞陵橋埋伏軍兵，等關羽至，假作奉酒贈袍，欲借機捉住關羽；關羽十分警惕，不下馬，不飲酒，以刀尖挑袍而去。
民間對這個故事的演義要『精彩』，其一是『關公月下斬貂蟬』，故事說的是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金下馬銀，終究留不住關公，遂使出美人計。一個月夜，讓貂蟬勾引關公，結果關公不為美色所動，將其斬殺。還有一個故事說的是，曹操收降關羽以後，故意讓關羽和甘、糜二夫人同住一宅，晚上，關羽要讀書，二位嫂嫂要做針線活，但曹操每晚只給他們送去一枝蠟燭，想讓他們共用敗壞關羽的名節，關羽識破了曹操的用意，抽出寶劍，把蠟燭劈為兩半，一半自己，一半給皇嫂。
這樣的情節設計當然有太多附會成分，想想曹操作為一國丞相，事務繁忙，日理萬機，哪裡有時間專門去追關羽？不過，演義者的心情可以理解：借演義為自己樹立個絕好的榜樣，榜樣不可以有瑕疵。
不過也不好說，誰又能說記載的那段歷史就是原來的歷史呢？文字的東西，總不免帶上點兒人為的痕跡。一定程度上，似乎需要就是歷史。
相對於灞陵橋上的故事，如果不是誤會，而是還把八裡橋叫八裡橋，那麼橋的可信度幾乎就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了。
雖然現在的灞陵橋已不再是歷史上的那個灞陵橋。
原先的橋基為元代構件，上部橋體為明、清構件。原橋青石灰磚結構，三孔，通長17米，高2.88米。兩側有八仙支頂、石雕欄板及戲水龍頭，每側8根望柱，望柱上雕有姿態各異的石獅、石猴。橋兩側各嵌石碣一方，一刻『挑袍圖』，傳為吳道子遺墨；一刻『辭曹書』，為清康熙年間許州吏目、書法家滕之瑚所書。
橋旁有『漢關帝挑袍處』石碑，為明末總兵左良玉所題。石梁河在此彎曲洄轉，清波粼粼，拱橋、石碑倒映水中，與河兩岸成行垂柳、藍海般天宇相映生輝。
有感於這古地、古事、古風，清乾隆許州知州甄汝舟臨橋懷古，賦詩贊曰：『野水洄堤浸柳條，道旁殘碣記前朝。長髯勒馬橫刀處，萬古英風八裡橋。』可惜，這座千古名橋於1959年夏天被洪水衝毀，後修一座水泥橋替代。1993年重新修建了一座仿漢觀賞橋。
如今的灞陵橋是參照新野縣博物館收藏的一方東漢墓葬畫像石上浮雕《泗水撈鼎》圖中的橋梁模式設計的。一橋飛架東西，全長121米，主跨57米，寬6.2米。單拱雙柱，柱承轤斗，支頂拱體。欄柱78根，欄板74塊，踏步三臺十八階。青石欄板上浮雕著148幅仿漢畫像的歷史典故、神話故事和天象民俗及農桑狩獵之事。橋的東西拱端各築有高3米，長11米的閱臺。
在東閱臺正中入口處，8米高的青石堆雕關羽勒馬挺風，身騎赤兔馬，手提青龍偃月刀，素冠錦袍，目光炯炯，美髯飄飄，雄姿英發，呈勇猛不可擋之勢，令人望而生畏。
關公肯定不會想到，1800年前，害怕曹操使詐，他勒馬橫刀，堅持不下馬，這一立，居然立了1800年，而且還不算完，不知道還要站多久，也許是永遠。
西閱臺上建有南北對峙高5.2米的雙闕。東閱臺南北兩側分立著引人注目的兩個碑刻：南為明嘉靖年間刻立的『關王辭曹操之圖』，上部鐫刻『辭曹書』。按《三國演義》所寫，關羽知道了劉備在袁紹處的消息後，就找曹操辭行，曹操避而不見，結果關羽還是走了。實際上這樣的結局曹操早已料到，此前關羽畫過一幅圖，叫《關帝詩竹》，兩竿翠竹清峻通脫，左邊的一竿，竹梢向右斜出，竹葉下垂，似暴雨淋澆之狀，人稱『雨竹』；右邊的一竿，竹葉傾斜，如被狂風吹拂之狀，叫『風竹』。其上有五言詩：『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東君』無疑指的就是曹操，這幅畫的內在蘊涵，足以讓精於詩書文學的曹操死了留住關羽的心。可他就是感情上接受不了，不想關羽走。
碑刻下部是浮雕『挑袍圖』，北為明末總兵左良玉手書的『漢關帝挑袍處』。
此時，折子戲也正演至關公挑袍時，曹操挽留，關羽終是不肯，無奈之下，曹操提議要敬關羽三杯酒，以此話別。
此時，觀眾的心仿佛又提了起來，定定地看曹操有何『奸計』。
果真，那酒裡下了毒。
關羽：『呀！酒祭寶刀火煙飄，關二爺馬上怨曹操；口口聲聲待俺好，酒中下毒為哪條？我若不念前情意，今天難逃這一刀！』
曹操：『(驚)啊呀！霎時一陣火光冒，嚇得老夫魂魄消。是誰酒中施了計，回營查出定不饒。羞得老夫無話表——將軍哪！灞陵橋贈送你這大紅袍！來，紅袍獻上！』
許褚：『是！君侯請來穿袍！』
…………
關羽：『丞相，我到曹營你拜我幾拜？』
曹操：『記得是三拜。』
關羽：『好！日後丞相若犯到某的刀下，我饒你三饒。』
許褚：『此人無禮太甚，待俺前去擒他！』
曹操：『不可！那關羽一人一騎，吾等數十騎，他怎不疑？放他去吧！帶馬回營！』
有驚無險。戲終，觀眾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這就是民眾的集體潛意識，崇奉並樹立了一個心目中的神，預先設定了一個善惡是非的標准，然後以此來表示愛憎分明。
信奉關羽，熱愛關羽，所以關羽啥都是好的，到後來，乾脆一代一代加封，直封到『蓋天古佛』，成為人與神的極致，這時，關羽就能管住曹操了，要再不讓見劉備，想想後果吧。
民如此，官如此。
降漢不降曹、秉燭達旦、千裡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斬蔡陽，後來又在華容道義釋曹操。他忠於故主，因戰敗降敵而約好一旦知道故主消息，便不辭千裡萬裡前往投奔。這就是人們心目中的忠，這就是人們潛意識裡的集體的向往，誰要是不讓這樣向往就打死你，打不死也要唾死你。
試想三國時代，戰爭天天打，國家天天都面臨分崩離析，天天都有很多人死亡，其中當然也包括戰將。如果一個戰將竭盡全力，既能不死，又不全降或久降，有條件地降敵，這當然是統治者理想的結果。
被俘了無法守約，過在敵人；形勢變了，那是因為條件不同。至於敵人俘虜了自己最後還做到了守約，在合適的時機重新回歸，這是再理想不過的事兒了，其本身也就是義，大義，更應該以『義』報之。如果不報義誰還肯對人講義呢？那以後有條件投降還怎麼投降？這事在關羽身上出現了，於是迎合了社會的需要，關羽就成了神，成了萬世不倒的神，永遠的神。
實際上，這種理念，是任何一個亂世所需要的，也是統治者所允許的。不允許，以後降了敵誰肯回來呢？不回來，將領豈不是越來越少了？
放到現在，也得講這個，人員流動、人事交往，大到國家，國與國，小到單位，人與人，你想從我這裡走出去，不高興，不開心，哪個領導願意自己分崩離析啊！但你走了，要回來，我還歡迎，這就是聰明的領導！只有這樣，在的人更安心，走的人也願意還回來為你服務。
想想吧！人活著就該這樣活，既要講忠義，還要講靈活。要不然人多累啊？人咋立身啊？這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符合時代的需求。
曹操，時代的犧牲品，理念的犧牲品，曹操的『過』，在時代，不在曹操。
那麼，曹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灞陵橋下，清清的石梁河無聲地述說著不盡的歷史舊事；灞陵橋上，天藍極靜極，見證了所有的前朝往事。
2003年的農歷正月初六，立春的第三天，天有了點兒暖意，但游人很少。
記者再次站在灞陵橋頭，站立在勒馬挺風的關羽身旁，順關羽的眼光看去，那是遼闊而渺遠的北中國。
幾千年前，就在這片土地上，曹操南征北戰，征服了一個又一個割據勢力，結束了『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局面。
但在關羽面前，在灞陵橋邊，至少在精神上，曹操是一個失敗者。不但沒有留住關羽，還損兵折將，落得個雞飛蛋打。
灞陵橋成就了關羽的忠義仁勇，將關羽的忠義輝煌書寫到極致，卻也將曹操推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此後的歷朝歷代，人們在提及灞陵橋時，必會念起關羽的忠義，也總會連帶上曹操的奸詐，全不管曹操對於關羽的態度如何，也不管關羽怎麼看待曹操。
試想灞陵橋畔，是誰最終成全了關羽的大義？是誰一紙令下，最終將關羽送出五關之外？是曹操！如果曹操當初不放關羽走，如果曹操在灞陵橋上不說話，讓一陣亂箭將關羽射死，肯定也不會有關羽轟轟烈烈的忠義仁勇。實際上，是曹操和關羽的互動，纔成就了關羽的忠義。曹操顧及的是大義，人纔是天下的，不是哪一個人的。
這纔是真正的歷史。
曹操愛纔，想留住人纔，原本沒有錯！留者想留，走者願走，兩不強求，孰對孰錯？
一個1800年前的丞相，一個封建時代的丞相，能夠做到心胸如此豁達磊落，如此善解人意，如此成人之美，如此大氣度，真是難能可貴！
一個1800年前的封建時代的丞相，懂得人纔交流觀，能夠讓人纔自由交流，這是多麼不容易啊。
放到今天，如果一個人纔在一個單位卻總想著跳槽，很多領導知道了不整死你纔怪！這樣的例子在現時屢見不鮮。
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說，曹操不傻，曹操做的是一種姿態，連關羽這樣的人都放了，哪個人纔還害怕投到曹操門下呢？來去自由啊！乾不好了，不如意了，走人，管你到哪兒？放走一個關羽，引來十個關羽，這就是曹操的精明之處。
曹操的人纔觀，解決了直到今天還讓很多領導頭疼的如何對待人纔的問題。
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目，關羽辭別曹操，一路奔袁紹而去，過五關，斬殺曹操六員大將，曹操不可能不知道，而曹操特別理解關羽，還特別命人一路關照不可攔截關羽，使關羽能安全出關。善莫大焉，義莫大焉！
歷史是公正的，記者在許昌時看到一則有關曹操的評說：三國英雄人物，曹操當數第一；歷代風流將相，曹操為冠。他文武兼備，大智大勇，既是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天纔的軍事家，又是一個風流倜儻的大詩人。他一生戎馬倥傯，逐鹿北國，鐵血萬裡，打敗了與之抗爭的一個又一個對手，是真正的大英雄。
歷史對曹操的評價不低，西晉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評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南朝宋文帝時期裴松之注引《魏書》更稱其為知人善察，文武並施，纔力過人。宋代第三個皇帝真宗，有一次到了曹操家鄉譙縣(北宋稱為亳州)，見到州東的曹操廟破舊不堪，便命官重修，並讓當時著名的文人穆修寫了一篇文章稱頌曹操。歐陽修在《魏論》中旗幟鮮明地主張給曹操以正統地位。
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曹操贊賞關羽為人，拜其為偏將軍，禮遇甚厚。後來覺察關羽心神不定，無久留之意，便對與關羽關系甚好的張遼說：『卿試以情問之。』張遼去問關羽，關羽嘆息道：『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張遼將關羽的這番話轉告曹操，曹操聞後，沒有怨恨關羽，反而認為他有仁有義，更加器重他。
弘揚關羽『忠義仁勇』精神，並不意味著一定得否定曹操。
如果說關羽是一匹『千裡馬』的話，那麼曹操該是『伯樂』。拋棄性格上的缺陷，曹操幾乎就無可挑剔。
能屈能伸，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能上能下，縱覽天下，胸納寰宇。
灞陵橋一事，曹操實為伯樂。
實際上，曹操愛纔不是從關羽開始的，早在他新當政時，因為急需管理人纔，下令在全國招賢。因為沒有現在的電視廣播，也沒法開電話會議，更沒有現在的選拔考試辦法，怎麼辦呢？於是出現了奇特的一幕：一個年輕的差役，像更夫一樣，滿街轉悠著敲鑼，敲一下喊一聲：『招賢了！?！……招賢了！?！……』
這當然是後人的想象，究竟歷史上有沒有這一幕，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當時曹操求賢若渴的程度。
為了得到更多的賢良有用之纔，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接連下了三道『求賢令』。他在令文中明確說明，選人纔要以纔為重，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點甚至是缺陷，也可以加以重用。強調選拔人纔要以纔為主，只要有真纔實學，就加以重用，同時要求從最底層選用人纔。他引用韓非子『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重申只要是有奇纔的人，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不論出身門第貴賤，一概推舉上來，不得遺漏。
無可置疑，三道『求賢令』的發布，為曹操贏得了很好的人纔局面，曹操堅持不拘一格選拔人纔。『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許許多多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纔紛紛投奔到曹操的門下，並形成了『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人纔盛況，同時也為曹操最終打下江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荀彧、賈詡、許攸、郭嘉、陳琳、於禁、張遼、樂進、夏侯惇、司馬懿、典韋、曹洪等上百位文臣武將聚攏在曹操周圍，為曹操的統一事業出謀獻策，南征北戰，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
官渡之戰是荀彧屢出奇招讓曹操轉危為安；許攸一計，使袁紹不戰自敗；平定烏桓，郭嘉盡力；破馬超、韓遂，平定關中，得力於賈詡。
曹操深知要成就大業，須靠集體智慧。對部下的意見，大都能冷靜分析，正確對待。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盡可能減少失誤，奪取勝利。曹操是英雄，但英雄也是人，他也有失算的時候。問題的關鍵是失算了能盡力補救、挽回。官渡之戰後，曹操幾欲南下進擊劉表，荀彧、荀攸力勸曹操『先定河北』，而後『南取荊州』。曹操采納荀彧等謀臣的建議，兩次放棄了南下的想法，『復次於河上』，徹底清除袁紹的殘餘勢力，擊敗袁紹之子袁譚、袁尚，略定河北，為南下奠定了基礎。設使當時曹操不用荀彧、荀攸之計，貿然南下，則必然功敗垂成。曹操的傑出之所在主要是他有驚人的識人、用人、擇善謀、用良策的魄力和膽略。(見劉玉娥《曹操傳》)
曹操的用人方略放到今天，都可謂先進了。
不能否認的是，曹操三道『招賢令』的發布，也為自己埋下了不良的後果，留下了讓人評說的禍根，實際上也是冒了後來中國正宗傳統的大不韙。
溫良敦厚，謙恭禮讓，這是中國正宗傳統的人纔觀。
人，最根本的是德，是品行，沒有品行的人，有些纔乾就恃纔傲物，就老子天下第一，中國人接受不了。
曹操啊曹操，算來算去，你還是少算了一著，忽略了這一點。
這樣，在《三國演義》裡，就有了曹操『奸詐』的一幕：為了穩定軍心托夢殺無辜，也可以為了自己，不把皇上放到眼裡。
在他眼裡，只要達到為天下人的目的，做什麼事兒，用什麼手段都無所謂。從這個角度來說，曹操蒙『冤』，不虧。再讀曹操，真想為曹操添上一筆：人纔，德纔兼備的人纔方是曹操的需要。但曹操個性的這點疏忽，似乎影響不了我們對曹操的評價，也抵消不了他的歷史功績。就連充斥了貶操揚劉傾向的《三國演義》也無法否認曹操的貢獻，用了很多章節，客觀描寫了曹操的偉岸氣度。赤壁大戰，曹操大敗，若非這種吞吐天地、包容萬物的氣度，恐怕小命都難保。
那麼大的失敗，曹操拿得起放得下，過後他還能夠分析到，除了天時地利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主要謀士荀彧、許攸不在帷幄；而孫、劉方面，諸葛亮、魯肅、周瑜反復密謀，協力抗曹。
謀事在人。赤壁之戰的慘敗，使曹操再次悟到人纔的極端重要性。東吳孫權有像魯肅、周瑜那樣的良臣猛將；劉備也有諸葛亮、關羽、趙雲那樣的蓋世英纔。自古得賢纔者得天下。而自己的重要謀士郭嘉已離世二年，荀彧反對自己晉封魏公，難以重用。要戰勝孫、劉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除了必備的政治、經濟條件外，還必須有良臣猛將為自己出謀獻策，奔走衝殺。這時的曹操特別感到人纔的重要。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多麼纏綿悱惻！人纔難得，懮思難解，只有借詩抒懷，表達思賢若渴的心情。
早在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年僅三十五歲的曹操在和袁紹爭論靠什麼纔能統一天下時，就曾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奪取荊州，他說：『不喜得荊州，而喜得蒯異度耳。』與領地相比，他更注重人纔，更想得到人纔。
尤為可貴的是，曹操愛纔，不念舊惡，從來不給人『穿小鞋』。有張良之纔的武威人賈詡在曹操攻打張繡時，曾為張繡出謀獻策，陷曹操於重圍。曹操身受重傷，曹昂、曹安民、衛隊長典韋、坐騎『絕影』皆戰死。官渡之戰初，袁紹致書賈詡，聯結張繡，夾擊曹操。張繡以袁紹勢強且與曹操有仇欲結袁紹，賈詡果斷堅決地謝絕袁紹使者，並提出三點理由勸張繡歸降曹操。張繡聽從賈詡建議歸降曹操後，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
平定烏桓後，聽說名士蔡邕之女蔡琰流落匈奴，曹操不惜用重金將蔡琰贖回。曹操誅殺袁譚後，下令不准為袁譚哭泣送葬，違令者禍及妻子。可袁譚的別駕王修公然違抗命令，不僅大哭袁譚，還向曹操要求收葬袁譚的屍體。曹操以王修是義士，不僅赦免了王修抗令的罪，還答應他為袁譚收屍，後來又重用王修。
號稱『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原在袁紹軍中掌管書記。官渡之戰前夕，曾替袁紹起草討伐曹操的檄文，罵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紹失敗後，陳琳歸降曹操。曹操責問他：『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也？』說不該連他的祖宗都一起罵了。曹操因為愛惜陳琳的文纔，聽了陳琳的道歉後，不僅不加罪追究，還重用他掌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為陳琳所作。
曹操不但愛惜人纔，還非常善於發現人纔，重用人纔。他依據『國失賢則亡』的原則，選拔人纔，不拘一格，凡是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纔，不論出身門第一律加以重用。曹操自陳留起兵以來，先後起用了不少有纔能的文官和武將。其中不少是出於『細微』之家的，像張遼、徐晃、樂進等都是出身貧賤的，後來都被曹操提拔當了大將。
王粲是當時有名的文人，董卓之亂時，到處流離遷徙，從京都洛陽輾轉跑到荊州投靠劉表，吃了很多苦，卻得不到劉表的重用。曹操攻取荊州後，對王粲一再加官晉爵，給予重用。
河東武城人崔琰，初為袁紹征召。袁曹二人交鋒，『爭欲得琰』，崔琰稱病固辭。曹操攻陷鄴城後，召崔琰做冀州別駕。曹操征討高乾，特留崔琰輔佐曹丕鎮守鄴城，寄予極大信任。梁習做並州刺史後，向曹操舉薦避難到並州的名士，如常林、楊俊、王象、王陵等。曹操全都把他們委任為縣令、長，這些人後來也都『顯名於世』，為曹操的統一事業做出了貢獻。
站立灞陵橋頭，回想當年三國盛事，曹操功不可沒，曹操功在千秋。
曹操的氣度，曹操的人纔觀，放到今天都值得借鑒。現在有一種說法，人纔就是生產力，是決定社會變更進步的決定性力量，是所有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這樣的觀點，一千八百年前曹操就懂得了，只不過他沒有總結出來，在人纔觀上，中華民族繞了一個大圈。
突然覺得，立在橋頭的關羽是那般孤獨，他橫刀勒馬，迎風挺立，眼中充滿了孤獨的淒涼。
巨人如果沒有對手，偉人如果沒有對話者，那該是何等孤獨、淒涼、落寞？神靈如果只有一個，要普度眾生，那該是何等累啊！
如果讓一千八百年前的事件再現，合理的客觀的灞陵橋景觀布局，在關羽塑像下方或對面，應該有曹操等一乾人等的塑像。因為兩者的結合，纔是最完美的，大德與大纔的融合纔是中華民族的大義。真正的歷史該這樣寫！
聊以自慰的是，在許昌人心中，大都對曹操極為推崇，緊挨灞陵橋的關羽廟裡，在供奉關羽神像的同時，也塑有曹操的神像。天下關廟都貶曹，只有許昌關廟卻供奉著曹操，這也算是對曹操的一點兒安慰吧！略有遺憾的是，與關公的塑像相比，曹操的塑像更像個『小人』，與關羽的塑像比例相差太大，還只是個陪襯。
灞陵苑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曹操的像原本是和關羽一樣大的，後來關羽的像大了，本來也想將曹操『放大』一些，只是因為經費不夠也就罷了。
經費緊張，確實是個理由，但除此之外，恐怕還是有個大眾心理習慣的問題，為什麼不把關羽做小一點兒，把曹操做大一點兒呢？
曹操，他原本也是關公挑袍的主角兒之一啊，如果關羽九泉有知，恐怕他也希望曹操和他對等交流吧？恐怕也不希望自己曾委身那麼『小』的一個人！實際上，對曹操的貶低，也是對關公的貶低，如果曹操真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壞』，是對關公的一種大不敬，也是關公所不能忍受的。
觀照灞陵橋這段歷史的時候，總覺得有一種艱澀，因為在現實裡，你擺脫不了關羽那厚重的氣息，觸目所及，盡是關羽，感受的也是一種關羽，關羽已形成了一種民族精神。再看看曹操的地位——甭提了。
關羽辭曹歸劉，灞陵橋挑袍別曹操，寫就了千秋忠義，也給後代子孫留下了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如今，關帝廟遍布全國城鄉，人們供奉關羽，以求保家平安，祈福迎祥。
從『說三分』到《三國志評話》再到《三國演義》，民間藝人對關羽形象進行了再創造，關羽纔真正變了。
真正開始抬舉關羽的，應該是明清時代的人。明清時代的人，無論是官還是民，有知識的還是沒知識的，是富商還是貧民，在崇拜關羽時都不忘把《三國演義》裡的形象附加到關羽崇拜上，讓關羽神格中的忠義因素顯得耀眼奪目，讓任何觀者一眼就能看出來，看了以後受到很大的震動。
《三國演義》和民間塑造的關羽形象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廣，關羽崇拜在官方觀念裡的地位在明中葉以後發生了較大變化。從明至清，歷代皇帝幾乎都要對關羽進行加封，至光緒之時，關羽封號已達22字之多。
此時，關羽成了武神、忠神、義神及武財神，是大帝，地位齊天。
實際上，關公也給後人帶來了更多的實惠！
就拿許昌來說，在關公當年成就忠義的地方，就形成了風景區，成為當地三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圍繞關公為代表的歷史遺跡、歷史文化，這裡形成了以灞陵橋、關公廟為主體的灞陵橋文物苑區，形成了『三國文化』產業。
許昌關帝廟位於灞陵橋西側，俗稱灞陵橋關帝廟。據廟內的碑刻記載，該廟始建於清代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廟前原有一座戲樓，每年農歷四月初八，這裡都要上演關公戲，熱鬧非凡。如今戲樓早已蕩然無存，但戲臺上的石柱幸存至今，上面刻著『倚月高歌閬苑三千蓬島外，臨風吐韻霓裳一曲紫雲端』，由此可見當年廟會的盛況。
灞陵苑區的張淑霞書記告訴記者，建廟立祠，大都源於宗教信仰。然而在中國，卻有兩大廟祠不是出於宗教信仰，而是出於一種文化方面的崇拜，被崇拜者不是『神』，而是『聖』。這就是遍布天下的祭祀孔子的『文廟』與祭祀關羽的『武廟』(此外還有岳飛之廟)。關羽以其武聖人之崇高封號與文聖人孔子齊名。其實供奉關羽的人遠比供奉孔丘的要多。孔廟一般是一縣一廟，而關廟則遍布全國城鄉，甚至在海外亦有一定規模，其數量大大超過孔廟。凡有關廟的地方，大都設有廟會，逐漸形成商品交易市場，成為商業活動中心。因而在士關羽、將關羽、侯關羽、王關羽、神關羽、聖關羽之外，又形成了一個『商關羽』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灞陵橋關帝廟所在地魏都區七裡店鄉關莊村的老年人慨嘆說，關羽保佑著呢，自此集市移到關廟以後，隔日一集，四面八方的買賣客商雲集這裡，生意非常好，尤其關帝廟春秋大祭期間，集市更是興隆，有『日進斗金』之說。
義與利，從來是水與火的關系，關羽，何以會成為經商者的財神爺？
其實這並不矛盾。
以前經商者講『義中求財』，現在國家提倡誠信，其實都是追求商品交易中的『仁義』和『公正』。『仁義』和『公正』是保證商品市場體制正常有序運轉的一個基本原則。而關羽精神恰恰給人們提供了這樣的『仁義』和『公正』。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獨特的現象，凡有關帝廟的地方，大都有繁榮的市場。如：清代初年，河南禹州是著名的中藥材集散地，全國各地有二百多家商人雲集這裡，他們分區域組織的各種幫會，如山西幫、陝西幫、江西幫、寧波幫、漢口幫等，均設有各自的會館，敬奉的都是關羽。也許是關聖的保護，禹州的中藥材交易會現在依然紅火。此外像洛陽關林、社旗關帝廟、周口關帝廟等，長期以來都是名聞遐邇的商品交易市場。到現在，『商關羽』文化依然是讓很多商家崇奉的文化，走進飯店或公司，往往，你會看到一尊關羽塑像，塑像前上著幾炷香。
一千八百年後的今天，相信曹操如果在世，恐怕也免不了求得關羽關照，向關羽叩拜賞賜更多的人纔，雖然關羽當初曾對曹操稱臣。
灞陵橋，這中華獨特文化現象的象征，千秋民族大義的象征，會走向何處？是讓關羽仍然孤寂落寞地待在那裡，還是給他塑一個伴兒？讓曹操和他對面而立，還是讓他背橋而立，讓曹操站在橋上傷神凝視，若有所思，久久不願離去？
實際上，許昌人已准備做曹操的文章，不久，他們將重塑曹操像，將曹操塑成關公一樣大。從經濟角度來說，曹操的文章更有做頭，一個政治家，一個大纔、奇纔，一個具體了中華民族大義的人，他有多少可書可寫、可贊可嘆之處？就現實的中國來說，正處於激浪翻湧、人纔萬馬奔騰的時代，特別需要做深做透這篇文章。
誠信立，纔俊附之；纔俊立，誠信附之。
聽起來很簡單的辯證法，做起來卻不知要幾世幾代，幾百幾千年纔能做好，纔能做得各方都能接受。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怎樣，發展纔是硬道理，捨此，說得天花亂墜，也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