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03年，禹州人信心十足，要做活做足鈞瓷文章，把鈞瓷打造成禹州的名片，河南的名片，甚至中國的名片。委實，走在禹州街頭，你能感受到那濃濃的鈞瓷氣息，街頭，店裡，不經意間，你就會觸摸到生機盎然的鈞瓷，你也會感受到禹州人對鈞瓷的摯愛和追求。

　　汝州人和寶豐人也不甘示弱，雄心勃勃要以汝瓷開發作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那麼，作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的官瓷現狀如何？

　　國家一級文物甲

　　『很多研究官瓷的陶瓷專家，都沒有看過官瓷啥模樣！』

　　2月26日下午2時許，我來到位於開封雙龍巷的中國北宋官瓷研究所，見到曾經親眼看到過北宋官瓷、並經過幾年時間試制出仿宋官瓷的王振宇先生時，他說。

　　王先生見過，但那也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是經共和國副總理特批的一次。

　　雖然已過去20年，談到那次『相見』，王先生臉上還是流露出了欣慰、幸福、驕傲的神情，甚至頗有點兒『牛』的神情。

　　那是1983年的夏天。此前的1981年，接受了國家恢復官瓷研究項目的開封官瓷研究所(最初為開封市工藝美術試驗廠)，由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提供數據(當時提供數據資料的其實就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家治)，成立了由王振宇、高菊德、何浩莊三人組成的研制小組，經過兩年數百次試制，燒出了他們自認為比較理想的仿宋官瓷。但流傳下來的宋官瓷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不僅他們不知道，很多研究陶瓷的專家也沒有親自看過。

　　官瓷要進行鑒定，他們必須得看看宋官瓷，看看他們仿制的與之相比有多大的差距。

　　但官瓷是國寶，一般人根本不允許看。

　　最後，成立了由王振宇、王清林、劉海詩及原美術公司宋書記等四人組成的赴京看官瓷小組，『托關系』、『走後門』，將他們要見官瓷的願望和原委，傳到了共和國高層，北京六月酷熱裡四個河南人的誠心感動了高層。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餘秋裡批示，由國務院辦公廳致函，特准他們四個到故宮博物院觀看傳世宋官瓷。聽到這個消息後，四個人幾乎一宿沒睡。王先生說，那感覺比第一次相親都興奮。

　　當時，研究了多年陶瓷的故宮博物院著名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聽說這件事後，也極力要求他們讓出一個名額給自己，想去看看官瓷到底啥樣？但因為那天上午有一個日本團來訪，必須他接待，只得失之交臂，並成為終身憾事。

　　那天上午9時整，王振宇先生等一行四人來到故宮，出示了有副總理批示的『國辦』函，從故宮後門、由院長親自領著，走進故宮。

　　經過一關關簽字，再由一道道手的傳遞，最後，國寶呈現在四人面前，那是被一層層毯子包裹著的寶物，王先生還清楚地記得最外面一層是藍色絨布，剛開始，他們四人面面相覷，不敢輕易下手去揭，時間一分分過去，平靜平靜狂跳的心，王振宇們四圍站著，護衛著寶物，輕輕地、小心翼翼地掀開了第一層。

　　整整翻開四層。

　　盛裝官瓷的錦盒纔展現在他們面前。

　　一行字，像一道閃電，晃得他們的眼睛眨了幾眨，橫在他們面前的是『國家一級文物甲』。

　　這行字下面，就是故宮存放的宋官瓷，總共四件，筆洗、花瓶、筆筒和尊。

　　雖已事過20年，王先生說，提到這件往事，他仿佛還能聽到自己心的狂跳聲。

　　很靜，人都好像不呼吸了。

　　世界仿佛也停止呼吸了。

　　『這是國家一級文物甲，如果碎了！誰打碎的，不用審了，就是極刑！』

　　院長的聲音很輕，可是像炸雷，把每個在場人的心，狠狠『震』了一下。

　　『那一刻想哭，想痛痛快快哭一場！』王先生說。

　　『開片』很大，透著一股皇家的『霸道』和無他。

　　口部有細微的紫色，底部沒有上釉的地方也隨意著黑色，『紫口鐵足』，王先生那一刻想起書中人們對官瓷的形容。

　　入定了，走進官瓷深處，便有一種境界頓生，感覺，恍如一池皺皺的春水，蕩漾開來，水波粼粼、漣漪道道；走開了，又被罩在古色古香裡，品味著古朴宏偉，高穆渾雅。

　　心仿佛一下子變得很大很開闊，一刻兒湧動著古韻幽香，一忽兒又俏潤出沈靜素雅；一剎那昇騰著『王者』大氣，轉瞬間又歸於簡簡單單。

　　這就是官瓷。

　　再次回到北京炎熱的街頭，王振宇等四人有了一個共同的感覺：這輩子值了。

　　從故宮博物院回來後，王振宇等人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但也增強了信心，他們發誓，一定要研制出宋官瓷。

　　經過數百個配方試驗，100多窯燒制，到1984年，他們攜帶自己的作品，趕往北京再次請教專家，並得到專家認可。1984年6月，著名陶瓷專家傅振倫、鄧白、李國楨。葉?民、汪慶正、宋伯胤等來到開封，對王振宇等試制的官瓷進行了鑒定，一致認為：『仿制品釉色如玉，風格逼真，可與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收藏的宋官瓷傳世品媲美。』

　　1984年6月18日的《人民日報》等全國媒體大都報道了此事。

　　遺憾的是，雖然仿宋官瓷已經研制成功，但它的發展不盡如人意。由於缺乏資金，加上經營不善，現在，王振宇先生基本閑著，而研究的成果也閑著。在官瓷研究所窯爐和制胚車間，記者看到，沒有進行生產，一切都顯得冷冷清清，與鈞瓷生產的興旺景象形成鮮明對比。

　　一位研究所人員介紹，因為冬天天冷不易乾燥纔停止了生產，而另一位研究所負責人員則坦言了目前存在的尷尬：銷路不好，官窯基本處於停產狀況，研究所現在不是獨立的機構，好幾年前，由於經營不善，研究所被開封市第一印刷廠兼並，現在印刷廠效益不好，准備把研究所所在的樓出售給別的單位。

　　實際上，困境不只是官瓷研究所一家，開封生產官瓷的總共三家，除官瓷研究所外，還有當時參與研制官瓷的高菊德先生和何浩莊先生，他們的窯場目前也都處於停產狀態。

　　高菊德先生說，家裡積存了幾千件，只有等賣一部分再生產。

　　坐在實際上已不是官瓷研究所地盤的樓上，王先生臉上帶著與他50多歲年齡不太相符的滄桑，他說，難道這是宿命，官瓷注定『生產壽命』不長？

　　北宋官瓷生產的時間很短，從公元1107年(也有說1111年)宋徽宗自己建窯燒制，到1127年靖康之變，總共不到20年，後來，金人南侵，北宋官窯便湮沒於歷史塵埃中。

　　官瓷遺址在哪裡？

　　800年，往前看，是一個遙遠而漫長的歷程；當成為過去的時候，只是彈指一揮間。

　　如果說時間是流動的歷史，那麼空間就是凝固的歷史，物化的歷史。

　　流動的歷史意味著過去，是記憶，而固態化的歷史往往就是現在，是佐證，過去與現在的融會形成公正客觀沒有爭議的歷史。

　　當我們走到官瓷這段歷史的時候，常常會感到一種無奈和尷尬，因為它是歷史，卻沒有留下自己的足跡。

　　宋代五大名瓷中的鈞窯、汝窯、哥窯、定窯，分別找到了當初生產的窯址或窯群，還出土了大量瓷片，而獨獨北宋官瓷，迄今為止，沒有發現生產它的窯址，甚至碎片也沒有找到。

　　但所有關於官瓷的記載，卻在證明著它的存在。

　　南宋顧文《負暄雜錄》記載：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

　　葉寘在《坦齋筆衡》中也說：大觀間，汴京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

　　宣政即宣和、政和年間——宋徽宗年間的稱號。

　　官瓷歷史的民間『記載』，則是一個『家有萬貫，不如有官瓷一片』的故事，說的是北宋徽宗年間，有個地方小官王成，父輩留給他一塊玲瓏剔透的太湖石，鑲在檀木盆內，珍藏在內室。據說，這塊石頭到快下雨時，能生雲起霧，鄉鄰有人彈琴奏樂，它能隨時發出同樣的回聲。後來被蔡京知道後，強行讓他進獻到皇宮。在蔡京家，王成看到官瓷瓶後，為圖報復就偷了官瓷瓶，結果被皇帝召見時不小心摔在地上，只落得幾個瓷片回家。幾家富商聽說王成從皇宮帶了幾片官瓷，都願以萬貫相購，哪怕得一片也行。王成見這些人都很有身份，只好賣了三片，剩下一片死活不賣。他對客人說：『我以祖傳家寶換得幾片官瓷，差點丟了性命，已愧對先人啦。』從此就留了『家有萬貫，不如有官瓷一片』的說法。

　　這種附會的故事當然經不起推敲，但從一個側面，同樣說明了官瓷曾經存在。

　　站在北宋官瓷研究所樓窗前，王振宇先生指著大片大片低矮的貧民窟一樣的房子說，官瓷遺址肯定有，也許就在這一帶房屋下；曾經有人說，開封縣陳留鎮可能是生產官瓷的地方，王先生多次到那裡考察，但最後排除了陳留官瓷窯址的說法，想想，官瓷的大部分造型都是宋徽宗設計的，窯離皇城一遠，那豈不是很不方便？

　　高菊德先生說，官窯不但有，而且就在開封，他贊成已故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的觀點。

　　在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哥窯』問題質疑》中，馮先銘先生說：『「官窯」的地址不易找到。它的燒造規模小，延續的時間也短，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官窯」生產對民間是絕對保密的，因而在它棄窯時，一般也要按照宮廷的旨意，徹底毀掉，不留痕跡。這就是考古調查至今未發現官窯地址的根本原因。傳世「哥窯」的窯址未被發現也不能不與此有關。』

　　馮先銘先生過世後，他的學生李輝炳提出了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他認為壓根兒就沒有北宋官窯，支橕他的理由有三點，一是在開封沒有發現窯址，二是沒有燃料基地，三是沒有原料……

　　李輝炳先生的觀點顯然是一家之言，記者翻看《辭源》，找到了一條這樣的注釋：官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北宋大觀間京師置窯造瓷。胎骨有白、灰、紅之分。其土取自汴東陽翟，陶煉極精。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綠。粉青為上，淡白次之。紋片細如蟹爪，以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傳世有盆、尊、壺、爐、花澆人面杯、水注、筆筒、臂擱、瓷印、印泥盒等物品。南渡後有邵成章提舉修內司造瓷器，稱內窯，又號邵局，通稱南宋官窯。窯址在杭州鳳凰山下。皆襲汴京遺制。釉色微帶粉紅，濃淡不一。其後又在郊壇下立新窯，窯址在杭州烏龜山西麓，質量不如舊窯精好。

　　走出官瓷研究所的時候，天色已晚，華燈初上，黃暈的燈光將開封襯得更加神秘。看著巍峨的古城牆和古意盎然的仿宋建築，仿佛來到了繁華盛世的宋代。

　　我來到鼓樓廣場，坐在一個小攤位前。

　　擺在面前的是個粗瓷碗，碗裡盛的是餛飩，據說宋代就有這樣的餛飩。

　　800年，歷史有風雲變幻，有滄桑更迭。皇家御用成了古董，百姓用的，可還是這樣充滿活力。

　　眼前恍惚閃出一個場景，宋代的皇室們原本用的是定州瓷，有一天，宋徽宗在用羹時，突然發覺碗邊上有些粗糙，有點兒硌嘴，就不再用定州瓷，轉而用支釘燒制邊緣光滑細膩的汝州瓷。宋徽宗趙佶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卻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他追求精美雅致艷麗，崇尚古色古香。他的書畫藝術更是一絕，被世人稱之為『瘦金體』，他不滿足於別人的燒制，乾脆把官瓷匠人招到汴梁，親自設計出了一個個式樣讓他們燒制。

　　宋徽宗喜歡藝術，所以連吃也要講藝術。

　　因為是官家獨有，專供御用，絕不進行市場交易，所有制品禁錮宮中，高牆聳立，宮門森嚴，就連文武重臣也只有偶爾看看的份兒。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陌生也就合情合理。

　　所以關於官瓷的民間傳說，幾乎很難找到。

　　相信宋時的百姓，跟現在的百姓差不多，談起官瓷像是談另一個世界的事兒，宋徽宗燒制瓷器的窯爐，肯定不會像禹州或汝州那樣，爐火熊熊，綿延數裡，它也許只是一個窯，也許只是幾個，這窯也絕對不可能讓普通百姓看到。

　　所以，金兵打到開封之前，外人(指皇室以外的人)根本無緣見到官瓷，金兵到來，所有宮中所藏的奇珍異寶被盡數擄去，這樣後世纔有官瓷流傳到民間。

　　800年，年代太久遠，當我們再次凝視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已無法准確描繪當時的真實。

　　歷史不能用想象補充，在對待歷史的時候，我們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嚴謹，就是客觀。

　　包括對待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包括上海博物院的收藏，甚至包括上海博物院現今唯一一片拇指指甲大小的一個官瓷片。

　　王振宇老先生說，幾乎所有的專家，在談及上述館藏時，都只能用『藝術』來科學表述，他們從不敢肯定這些官瓷就是北宋官瓷，但他們肯定依南宋官瓷的燒造技藝，不可能達到館藏的水平。

　　這就是唯物辯證法。

　　所謂北宋官瓷就是宋徽宗時代汴京開封官瓷。靖康之變後，趙宋王朝南渡，定都臨安(今杭州)，朝廷因襲北宋舊制重建官窯。南宋官窯有兩個，先立者為修內司窯，後立者為郊壇下窯。最早記載南宋修內司窯的文獻是南宋葉寘的《坦齋筆衡》：『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銅，名內窯。』

　　北宋也罷，南宋也罷，大都擺脫不了宋徽宗復古仿古影響。

　　透過南宋官瓷，觸摸到北宋官瓷，造型多仿秦漢古銅器、玉器，結構規整，棱角挺拔，古朴莊重，氣魄宏偉，造型卻別於古銅、玉器，在裝飾藝術上，塑造追求天然。古銅器、玉器的繁華紋飾圖案，被官瓷幽深的自然開片紋面取代。線條更加洗練，突出地表現了它的造型美，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為了更好地突出釉色的美，以及釉質內在的美，紋飾極少，僅少數器物上，恰到好處地飾有幾道弦紋，達到疏淡典雅的高度藝術境界。

　　走在開封的大街上，折進一條條小胡同，我心裡知道，這實際上已不是宋代的那個城了。

　　因為宋代的那個城已被黃河水淹沒在地下，連同它以後的那個明代的城也早已淹沒在地下。

　　現在的城下面，埋著兩個城，一個宋城，一個明城。

　　那麼作為城裡的北宋官窯呢？

　　或許就埋在城下，或許就在金兵打來之時，宋徽宗命人砸碎埋了，也或許在金兵撤走後，被不知哪個好奇的老百姓拆回家壘鍋臺了。

　　這或許也就是藝術品的最終宿命，也或許是人們對待藝術品的不同態度。

　　在賞者眼裡，藝術是心目中的高山仰止，是高臺遠望，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在另外一些人眼裡，藝術只是屁股下的一方小凳，路邊的一抔黃土，倒不如粗瓷碗來得更實在。

　　官瓷代表一種人生哲學

　　粗略瞟一眼官瓷，首先映入你眼簾的是大大的開片，那開片仿佛是不經意間留下的，充滿了隨意，絕無一點人為的痕跡。

　　它貫穿了宋徽宗的精神，一種道學『出世』的精神。

　　不只在官瓷上，鈞瓷上，汝瓷上，在所有有宋徽宗痕跡的地方，都留下了這樣的精神。

　　清靜無為，超脫出世，對於個人來講，是一種境界，但對於國家機器來說，卻是致命的弱點，是一種悲哀。

　　所以宋徽宗難免挨打當俘虜，所以宋徽宗只有丟掉了祖上留下的豐厚殷實的基業，丟掉了一代興旺繁榮的盛世。

　　想想也是，宋徽宗你好好當你的皇帝罷了，偏偏熱衷於設計官瓷造型，還搞什麼藝術。結果畫沒真正畫好，辛辛苦苦燒造的官瓷也沒保住，讓金兵把所有汴京城裡的寶貝擄掠而去。

　　作為一個皇帝或領導，不患不精，就怕不通，不患不通，就怕不能兼容並蓄。

　　學學人家乾隆，對待紀曉嵐與和珅等大臣的方法，多聰明啊。

　　什麼事都乾又什麼事都不乾的皇帝纔是好皇帝，什麼事都懂又都不懂的皇帝纔是好皇帝，不懂裝懂，懂的又裝糊涂，這纔是領導藝術。

　　所以宋徽宗給後人發展官瓷留下了一道難題。

　　他把官瓷內在的出世精神傳給了後人，讓後人籠罩在官瓷的精神裡，卻要在入世的環境裡生存，充滿了尷尬。

　　2月27日下午，我走進官瓷老藝人高菊德先生設在開封南京巷的官瓷店。

　　店裡，幾個人在打牌。

　　我走進去的時候，幾個人詫異地看我，眼裡充滿了狐疑。

　　『這是官瓷店嗎？』

　　『是啊！』

　　再無下文。幾個人只是看你，依然打自己的牌，沒有人問是不是買官瓷。

　　那神情仿佛要我求他們纔肯賣。

　　想起在禹州市，走進一家鈞瓷店，主人熱情迎上來，詳細介紹各個品種的鈞瓷，那熱情仿佛要『熔化』了你。

　　在北宋官瓷研究所，一談到官瓷的發展現狀，研究所李所長和兩位副所長，還有王振宇先生等開封官瓷藝人無不扼腕嘆息，感嘆於官瓷的銷路不好，感嘆資金困難、生產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開封的官瓷藝人在等，等政府投資，等政府創造條件，讓官瓷有大的發展。他們還舉例說，在浙江，當越窯恢復後，政府非常支持，無償提供場地，動員當地各公司送禮都送越窯瓷器，結果很快發展起來了，產品供不應求。

　　這好像也不是絕對真理。

　　在禹州神垕，政府曾經投資生產鈞瓷，但後來官辦的都停產了，孔家、苗家等私人鈞窯，起步的時候都是個人借錢研制的，現在都很紅火。晉佩璋老先生70多歲了，還在琢磨鈞瓷，鈞瓷的配料，鈞瓷的燒制，鈞瓷的復古等等。他手中的鈞瓷都很值錢，有的還非常值錢，也不乏買家，但因為研究鈞瓷，錢都燒進了窯裡，守著金窩，他現在很窮，想出書都出不起。

　　或許這就是鈞瓷和官瓷的兩種不同處世哲學，兩種不同境界，兩種不同精神。

　　關鍵是，作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的官瓷，將來到底該以什麼樣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是政府、官瓷藝人都值得思考的問題。

　　離開開封之前，我在開封大街小巷轉悠，想找一家官瓷店。

　　但沒有找到。

　　我不甘心，坐上出租車，再一次條條街道細心地尋找。

　　還是沒有找到。

　　我問出租車司機，知不知道哪兒有官瓷？司機說，找找看吧！

　　結果，司機拉我到了棗園街，說，你到這兒找找吧！有人說這兒以前有個何家官瓷研究所，生產官瓷。

　　我走進寬不過兩米的小街。

　　一位大嫂聽我說要找官瓷，『噗嗤』笑了。

　　『官司吧！是找打官司的吧？』

　　『官瓷，我要找官瓷！』

　　『是官司！你哪兒的，咋總是念轉音？不就是律師辦的事兒嘛！找律師嗎？這兒倒有一個！』

　　在街的深處，三位老太太在聊天。

　　『大娘，這兒有沒有官瓷？』

　　『姓官嗎？找姓官的？他多大了？住哪兒？』

　　『好像沒有姓官的啊！』一位大娘補充。

　　『是官瓷！一種瓷器！碗、瓶……』我比劃著。

　　『官瓷？哪兒的？啥時候的？』

　　大娘也替我著急。

　　我繼續尋找，一個上午很快過去了，街上、店裡，少有賣官瓷的，倒是找到了幾家賣鈞瓷的。

　　我抬頭望天，天灰蒙蒙的，像被毛玻璃罩著一樣。有風，刮在身上帶著些冷硬，鼓樓依然，包公祠依然，龍亭依然，狹窄而古老的小巷也在，我卻感到它們平添了幾許冷峻和神秘色彩。

　　冷峻是距離，神秘是好奇。

　　800年前，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不滿於幾百裡地之外的汝瓷供奉，把汝瓷優秀藝人召集到汴京開封，建造窯爐，自己親自設計造型，不惜成本，大把大把銀子燒進去以後，燒出了皇家獨有的官瓷，後來這種瓷被譽為北宋五大名瓷之一。

　　也許正因為此，官瓷在開封，卻與開封人無關，離開封人很遠很遠。 (全文完)

　　補注：在本文刊發期間，官瓷藝人、當初曾經和王振宇先生等一起前往故宮博物院觀看官瓷、時任官瓷研制小組組長的何浩莊先生給記者打來電話，說他的研究所現在借用的是一家化工廠的房子，規模很小，也沒有掛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但他說，他的研究所還在生產官瓷，他還說，無論如何他都要讓官瓷這個歷史名瓷生產下去，發揚光大。北宋官瓷研究所負責人也向記者表示，研究所已向有關部門申請另闢一地，建造北宋官瓷研究所，建造北宋官瓷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