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以前，每至春節古人便折剪了桃枝插於門臉。最早的用意純粹是驅鬼闢邪，後來又覺這不失為一種小有情調的美飾物件，就越發把它當回事了，歲歲過農歷年，民間不忘插了翠綠的桃枝，日久成民俗，這便是中國年畫門神的『前身』。

　　如今中國南方鄉村過年時，依舊忘不了貼門神外，用紅紙折個倒三角形，與幾許綠枝，一並貼了門兩側。這遠古的遺俗，現在還在一些地方沿襲著，實在出乎意料。北宋初年，中原人開始琢磨著在木板子上刻畫兒，開始大量地『復制』年畫，這貼在門臉兒上的紙畫兒，便染上了一身商品屬性，百業中，添了一門營生。

　　朱仙鎮年畫社

　　木版年畫的發源地是宋都開封。靖康二年，金人奪了北宋的江山，迫使年畫作坊藝人去了距開封20餘公裡的朱仙鎮。明清期間，朱仙鎮民間藝人又把年畫的商業化推到極致，鎮上從事年畫的字號多達300餘家，年畫不僅是大宗出貨，還最終影響到後來的天津楊柳青、山東的濰坊、江蘇的桃花塢年畫等等。

　　朱仙鎮的木版年畫有一個鮮明的藝術特點：畫中人物造型，大頭小身子，模樣可愛至極；用色大膽，紅、黃、綠、紫，單看，俗氣得一塌糊涂，搭配在一起，卻艷得恰到好處。

　　祖宗留下民俗遺風，好多都丟了，年畫卻延續著，只是古時普遍使用的木版年畫，不流行了，改為機器印刷，量更大了，倒是依然沿用『古法』出品的年畫，額外添了份親切。

　　一個老人見證了朱仙鎮年畫起死回生的過程，他便是姚敬堂。

　　朱仙鎮木版年畫，從明朝到現在，雖說消長興衰不是直線走過來的，其間斷檔只有一次，時間在20世紀中葉。這蠻喜歡人的民間藝術，那個時期被扣上『封資修』的帽子，所有的作坊、東家、藝人一夜間都收了家伙，散了攤。

　　如果不是17年前，當鎮裡張羅著拯救瀕臨滅絕的年畫時，鎮上還活著11位老藝人，民間還偷偷藏匿著幾塊刻版的話，這朱仙鎮年畫能否走到今天的樣子，還真難說。

　　1986年3月25日，是姚敬堂老人記憶猶新的日子，那一天，朱仙鎮木版年畫社掛牌，也是他作為社長，開始重拾先人文化遺產的起點。

　　『當年，我算了算，鎮上60歲以上的老藝人還有11個，請到年畫社的4個，一個刻版的，三位印刷的。就這麼先乾了起來。』姚老氣閑語緩地追述著。

　　姚敬堂把藝人攏過來之後，想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淘老版子，因他本人解放前就跟著哥哥在鎮上賣年畫，大致了解底細：解放前夕，鎮上還有門神作坊23家，各家的版子少說也有一二百塊。一解放就不讓印年畫了，東家們眼見大勢已去，連版子也無心存留，任伙計們誰想要就拿去，一了百了。如此老版子大多散落民間。

　　1955年，開封供銷社突然愣過神似的，半晌不夜地弄過一次年畫，地點就在開封東大街，沒多久又不做了，版子也就留下，朱仙鎮的藝人又怏怏回家了。打此，很多鎮上的藝人再也沒有摸過這活計，連提這場事的勇氣都沒了。那年月?誰藏版子，是要游街的。

　　『都到了1986年了，我跟老藝人說起誰家的版子，他們還嚇得直哆嗦。沒法子，我只能「連哄帶騙」，先把版子抓到手再說。』關於淘版子，姚老講述了他的『謀略』。

　　『我多方打聽，從老藝人那裡知道誰家有，想法也得踅摸過來。年畫社第一塊版子是從張義家買到的，張義即張廷旭的父親。他起初不想獻也死活不賣。我只得另想一招。我給老張說，版子還是你的，拿到社裡展覽中不中，一天給你三毛錢。就這樣把版子拿來了。後來，他又找到我說，版子我橫豎從這拿不走了，你給點錢吧！記得給了他150元。』隨後藝人張治安『告密』，說龍王廟村的張治來有好幾個版子。張治來怕收拾他，愣是不敢承認有。『啥年頭了，別怕，出了錯我老姚擔著還不成。』話到這份兒上，張治來心一橫，『給你扒出來，就扒出來』。事隔多年回憶這件事，姚敬堂也沒有料到那些版子竟埋在他家的豆地裡幾十年。給張治來的錢不多，就70元，他不來領，最後還是張治安送去的。

　　當年，姚敬堂一共找到了53塊，有重復的，不重樣的有23塊。舊版子中明代的有2塊，清代的有23塊，多數都不管用了，現在都保存在開封縣文化局。當年，年畫社的作坊就設在趙莊。

　　說過去

　　去年，姚敬堂領了電視臺的記者去找張治安，到了他家，纔知道人已過世兩年了。張治安是跟羅同周學的，後來張治安又手把手地教了張廷旭。現在，說起來，一鎮之中，能刻板的藝人屈指可數。說起後繼無人的事，姚老也是一臉的無奈。也只能說說過去的朱仙鎮的盛況，聊以自慰。

　　那是怎樣的盛況呢？在姚敬堂家堂屋沙發上坐定，他開始了講述：『我小時候，西大街年畫店的號幡還滿街飄揚哩。』老人說著進了裡屋，出來時拿了一份『解放前夕朱仙鎮年畫作坊』清單，上面扼要地記錄著商號、東家、東家原籍以及用工人數等。老人說，咱別的不說，光看那時候商號的用人數，隨便挑出一個字號，都是幾十號人馬。

　　當年的年畫營生好，還體現在廟會上。

　　農歷九月初九，鎮上依例舉行『門神會』。每到這個時候劇團就來了，一唱就是三天不歇，戲班子的酬金，由一鎮年畫作坊會首張羅著收齊。這門神廟會，熱熱鬧鬧唱戲玩耍，只是陪襯，其根本是『打碼子』，也即批發年畫。頗有些今天的『文藝搭臺，經貿唱戲』的味道。因此，九月初九那天，外縣外省進貨的都來了。三天會時，年畫價格壓得最低，明清時這會最火，後來就不行了。

　　廟會沒了，如今輪到朱仙鎮的年畫成了外地廟會的表演節目。今年的鄭州廟會，朱仙鎮年畫研究會的陳華和張廷旭的大兒子去了，主辦方管吃管住，兩個小伙子現場印畫，現場售賣，陳華頗得意地說：『沒有想到鄭州人真喜歡這東西，不幾天賣出兩千多張哩。』

　　張家的年畫，聽張家的女兒冬麗說：『畫不愁賣，門市部老是斷貨。』據了解，鎮上其他字號不一定都賣得很好。

　　一位民俗專家說：『民間藝術也不敢太商業化，一泛濫，就不那麼值錢了。』此話也是，好比洛陽的唐三彩，到了滿大街的地攤都是的時候，也就沒有多大意思了。不久前，去景德鎮看瓷器，也濫到賤賣的份了。

　　朱仙鎮木版年畫，依了我的理解，它的字號比不過歷史鼎盛期300多家，也沒有必要攀比，那時年畫沒有替代品，大量的復制，太商品化了，反倒不是啥稀罕物件，現在情形變了，正因為少了，纔顯得彌足珍貴。即使木版年畫的誕生地朱仙鎮，鎮裡鄉下，大大小小的門上貼著的年畫，也一律是膠印的年畫，時代變了，木版年畫商品屬性也變了，它更像一件養性的賞品，也有人稱為博物館藝術。

　　已經是73歲的姚敬堂?不像天津作家馮驥纔滿中國疾呼奔走要拯救民間藝術，這位老人的視野也許不算開闊，倒是一味把家門口的木版年畫?依著市場『陰晴圓缺』純粹商品化。這沒什麼不好。

　　當馮驥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扯著大嗓門宣讀他的『搶救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工程的莊嚴聲明』時，姚敬堂設在趙莊的年畫作坊在忙著趕活。

　　姚敬堂1993年從年畫社退休，便和張廷旭一家辦了朱仙鎮年畫研究會。他只能找張廷旭，老藝人都相繼去了。記者每次去朱仙鎮采訪年畫的事，必得先去鎮上岳飛廟、關帝廟、年畫社門市部掃一眼那裡的新貨，或直奔趙莊。

　　只有在趙莊張廷旭家的西屋裡，你纔可身臨其境感受那古老木版年畫的工藝流程，領悟民間藝人那份淳朴。

　　張廷旭的大女兒叫張冬麗，今年纔20歲，張的兩個兒子大的叫張晨光，小的叫張晨雲。聽姚敬堂老人說，張廷旭跟父輩學會這木版年畫手藝，到了張的娃兒輩，也沒刻意手把手地教。

　　那天，冬麗被姚老招呼，丟下岳飛廟門市部的活兒，隨記者到5公裡外趙莊的家裡。去鄉下的路上，冬麗回憶說：『大概我上小學一二年級，家裡開始做年畫，放學看爸媽忙，就幫幫手，也感興趣，到了十五六歲，便開始正式做了。』

　　她說的正式做是指16歲那年，去鄭州北郊的黃河大觀園，現場表演套印木版年畫，打那兒以後，她就在姚敬堂老人張羅下的門市部上班了。無意間，她成了張家手藝又一代傳承者。

　　下了光潔的柏油路，延伸到張家所在的趙莊是一段鄉間土路，村頭便是張家的院落。兩扇鐵皮門大敞著，進門右拐，豁然一個大院落，只是南端圍了磚欄，養了兩頭純色黃牛、四只小山羊，院裡一只土狗，套了繩拴了起來，另一只黃棕色的獅子狗，紳士般地偎著人的腳跟，很用氣力地嗅聞著陌生人的氣味。張家的場景，兼容了家禽飼養、手工作坊、農耕器具元素，構成一幅『自然經濟』生存狀態的『活畫面』。

　　跟上次來相比，這院內的不同之處是四個門戶都貼了門神與對聯，紅色點綴在灰色磚瓦房之間，平添了幾分喜慶。只是不貼自己套印的彩色木版年畫，不單張家不貼，趙莊人都改用了新年畫。記者喜歡木版年畫，第一次去朱仙鎮，淘到古董似的感覺。回家裱了，裝框，將年畫門神掛於家中牆上，權當藝術一把。

　　留心一下，頓覺這城鄉『文化』的差異。村捨中堂，也見十多年前城裡流行、風靡一時的美女靚車掛歷。都過季了，卻散開了單幅，滿牆貼得結實；城裡人往鄉下跑，窗櫺、長案、馬燈、老虎鞋買回家中修飾，現代之中融入『傳統』元素，標榜時尚。

　　張家的院捨是極普通的農家，不過因為多了一間保持『古法』印刷的木版年畫作坊，成了各地各家媒體競相『掃蕩』的地方。每次來人參觀，多是姚敬堂領著，年畫上的事張廷旭聽姚老的。鎮上人講，用一句時髦的話說他倆是合作關系，姚是張的『經紀人』。老張喜歡不喜歡外人來家裡攪擾，記者不知道，不過，他將來訪記者的名片集納一部分入了鏡框，高懸在西屋作坊的牆上。記者說：『你老張可成了大名人了。』他嘿嘿一笑，帶著幾分得意說：『還說我呢，連俺家的牛和羊都上了報紙，你說有意思沒意思？』這時，老張妻子王振梅已拿出珍藏在木箱內的一張8開的報紙，想必是有牛羊描述的那篇找出遞過來，但被村裡來看熱鬧的鄰裡先拿走『傳閱』了。

　　臨來，無意間在一雜志中，見幾大頁關於朱仙鎮年畫的報道，主角還是張廷旭，圖文並茂，尤其是圖拍得搶眼、漂亮，也就多看了幾眼，不承想卻看出了一幅照片的破綻。那幅照片立意為美，卻不免失實：冬野裡，麥地抽了翠綠，張家父子在小獅子狗的率領下，一前一後拎著一長長的竹竿，竹竿上像晾曬衣服一樣掛滿了宣紙印好的年畫，圖解大意為：在賣畫的路上。

　　這哪兒跟哪兒呀，竹竿是搭於室內，晾乾畫用的，不拿出來『兜風』；依規矩，張家父子只負責刻印，不賣畫，買賣的事都由姚敬堂統籌；即便送畫到鎮上，有鄉間土路可行，大可不必在田間『踏青』。問老張這事緣由，他說：『那拍照的非讓俺做。』

　　當記者問起那麼多媒體來采訪，見報出鏡的機會多了會不會煩時，老張對著記者憨憨一笑：『《東方時空》播俺時，家裡人看了，20多分鍾呢。』

　　姚敬堂告訴記者：『如果不是記者、學者來這兒，俺還不接待哩，有些工藝、絕活，不好隨便示人。』

　　活化石

　　張家木版年畫印制的作坊，設在自家西屋。二十來平方米的屋內，一應設備，大致可分兩塊，靠門放的是格架，碼滿刻版，往裡居中，便是張家夫妻勞作印畫的木版案子。案子幾乎佔據了大半個屋子，案子上方，橫空搭支著竹竿，用以晾畫。

　　屋內一切物件都是自制，操作技法也都是沿襲古法，一點也不走樣。甭小看了這簡易的作坊，也別小瞧了多版多色的套色印年畫的方法，14世紀末葉至17世紀中葉，這是印刷術的最高境界。

　　以傳承的形式，保持這一民間藝術，正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最看重的『寶貝』，朱仙鎮歷史陳跡攏到一處，也不抵一個年畫『值錢』，申報非物質世界文化遺產，朱仙鎮年畫『有戲』。

　　一個鎮上的藝人，論刻版有刀味、木味的，要數50歲的張廷旭；論印功，是張的妻子王振梅；論快手，依張說，是小兒子晨雲。小兒子不光持一把刷子，刷得利落，放學沒事，好要個木版，試著運刀，起、行、收、停諸刀力，蠻有樣。張看著喜歡，便由著兒子，間或指點一招。

　　版畫，講刀法；刀法不同，效果迥異。行家所言的刀味、木味，外行難看究竟，只是那印出的畫兒，美的丑的，總有個取捨。張家的刻版，開封縣文化館要了珍藏，張家的畫兒，不跑色。

　　兩次去張家，沒見廷旭操刀。說起來，他也急，可印活多，老是擠不出時間來。沒日沒夜的，兩口子一天印100多張，就這門市部還老缺貨。張廷旭說，抽空他還要刻版。記者看過他的版，活做得很仔細。

　　據說張使的是一把明代的彎刀，以古法切紙，刀落紙斷，很有古韻。聽說要試他切紙的功夫，張撂下手中的活，喚了妻子、女兒，不大一會兒搬出木板床一個，當院置穩了，啟開一箱宣紙，寸厚一沓，放木板上展平鋪直，取鎮尺，緊握刀柄，貼鎮尺下刀，果真不俗，雖不敢說比機器切割得齊，也大致差不到哪裡去。

　　聽說張家的切紙刀，是祖輩傳下來的，記者拿來，以中指試刃鋒，刃薄如紙。刀是好，但憑感覺怎麼也不覺得是一把明代的切紙刀，於是冒昧一問，圍觀一村民搶先答道：『少說也是清朝的。』『哪裡！沒那麼老，最多是民國的。』張廷旭趕忙糾正。刀不是明朝的，但老張說，剛纔這一番演示，可是古切紙法。隨後，又驗了張冬麗使刀的技藝，顯然不是那麼回事。張看了直搖頭，給記者解釋：『這東西使慣了，就順手了。平時，都是我切，沒讓她搭過手。』

　　其實，張冬麗切紙切得好不好，記者沒在意，只是覺得有意思。不過，記者提問冬麗那句話不免有些高調，她也答得利索：『你問我對朱仙鎮木版年畫今後的看法，我想說的是，幾輩子傳下來的手藝，到我們這一輩不能讓它失傳，要把它繼承下去。』

　　論實話實說，還是人家老張。實在得有點任記者擺布。

　　記者聽說現在朱仙鎮年畫用的顏料，還都是沿襲古代中藥熬制法熬出來的，這哪裡可能？那麼貴，誰捨得？

　　這個問題，記者拐彎抹角當回事提出了。張家的人沒往深裡想，竟當真支了口鐵鍋，泡了草草殼殼的，熬將起來，蘸了少許往宣紙上一點，色不甚艷，張冬麗說：『時間不夠，還沒有熬到家。』

　　史料記載，朱仙鎮年畫，其色經久不褪。記者打聽到了，那草16元錢一公斤，不貴。在趙莊，除了張廷旭一間年畫作坊外，還有劉金學、劉金錄等家庭作坊，此外，鎮裡還有個官辦的『朱仙鎮木版年畫社』。他們制作年畫的辦法，都是不含糊、不走樣的古法，被人說成古代印刷術的活化石。

　　張家年畫作坊的意義，不在刻版、不在年畫本身，而在於制作工藝的傳承意義，即父傳子、師帶徒地把這一民間藝術累世傳承下去。唯有在商業化的背景下，纔有可能達此意願，否則朱仙鎮木版年畫真是要淪落為博物館藝術了。 (全文完)